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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31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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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广西南宁
“举起手来”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栏目组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我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至今，还会有人在某一个场合跟我开玩笑说：“嘿，你是不是在美国被警察铐过？”的确，我不仅被美国警察给铐了起来，而且我还险些吃了他们的枪子儿！
那是在1995年10月，从开罗常驻两年回来后我第一次出国，也是作为电视记者的第一次国外采访。
1995年8月，电视台通知我，准备派我和“盖导”组成一个记者组，前往美国纽约报道10月份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特别联大。江泽民主席将亲自代表中国出席这次联大。
在纽约，我们4个人制作了两期《焦点访谈》，圆满地完成了对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采访任务。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又乘飞机前往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老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从1993年开始，在亚特兰大的一批美国医生发起了一项为中国贫困地区义诊的活动。他们每年夏天都要利用暑期休假到甘肃的一些贫困地区，为那里的白内障患者治疗。他们还为当地医院无偿地提供了大批的医疗设备。我们《焦点时刻》一直在跟踪拍摄他们的活动。这次到亚特兰大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具有高尚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国医生们。
我们采访的重点人物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康纳德医生。为了支持到甘肃的义诊活动，这位60多岁的美国医生已经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了30万美元。
康纳德和妻子住在亚特兰大郊外。完成了对美国医生的采访，我们回到亚特兰大市，准备第二天启程返回纽约，然后从那里回国。
我们4人中的一位在亚特兰大有一位亲戚。取得联系后，他很快开车来到了我们的旅馆。他提出晚上请我们到亚特兰大市的唐人街吃饭。
在国外，最经不住诱惑的事情就是有人请你吃中餐。面包黄油吃一顿还新鲜，两三顿之后，就开始不由自主地讨厌这玩意儿———这哪叫饭啊！
傍晚，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当然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如狼似虎般大吃一通之后，我犯了烟瘾。从小学开始就背着父母学抽烟的我有着近20年的“烟龄”。抽烟人都知道一句名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饭后来上一支一直是我多年的习惯。而我这个毛病，在美国却处处受阻。美国许多州都明文规定在公众场所不许吸烟，其中也包括餐馆。据说，如果有人控告你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你就免不了吃官司。入乡随俗，为了避免跑到美国来因为抽烟吃官司，我总是在饭局接近尾声时，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外面马路旁“过把瘾”再回来。
这一天，我还是如法炮制。一个人来到餐厅外面，点上一支香烟，站在街边，一边欣赏着夜色里的街景，一边愉快地吞云吐雾。
突然间，从我的右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紧接着，我看见一队警车急驰而来，大约有六七辆。车顶上那五颜六色的警灯在毫无规则地闪烁着。警车在离我20来米的地方突然急速转弯，朝着我站的地方冲了过来。其中一辆拖着刺耳的刹车声横在了我前方5米的地方。
只见左右两扇车门同时打开，两名警官跳将出来，一个以车门为掩护，另一个双手搭在车顶上，两个人手中的枪一致对准着我。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以车门为掩护的那个就冲我大叫“freeze，don’tmove，handsup，ori’llshoot（别动，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即便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光是看那些美国警匪大片，笨蛋也会意识到麻烦来了。我下意识地向上举起双手，看看左右，确认他们是在冲我一个人喊。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其它几辆警车都停在四周，车上的警察四散开来，其中几个举着枪直奔我们吃饭的餐馆旁边的一家店铺。
险些丧命
我双手举在半空中，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还夹着那支没有抽完的香烟。一阵微风吹来，将我身上穿着的半长风衣的一角掀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放下右手，企图理一理衣角。正在端着枪向我走来的一位警察看见我这个动作立刻大叫：“freeze！freeze！freeze！（别动！别动！别动！）”我听见了他“哗啦”拉枪栓的声音。
“ok，ok！”我猛然意识到刚才动作的危险性，于是赶紧又举起了右手。
“what’sthematter（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在夜空中颤抖着。
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一步跨上来，一只手举着枪，另一只手从上到下快速将我摸了个遍。
“turnaround！（转过身去！）”对方命令道。
紧接着，我的双手被拉了下来，并到一起。“咔喳”，我感到手腕被两道冰凉的金属狠狠地勒在了一起。手铐！！！
这时我渐渐开始从刚才的蒙顿状态里缓了过来。
“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我是中国公民，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我用英语冲着警察大叫着。
虽然我的护照并不是外交护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权的神圣也许会让这几位美国警察冷静下来。
这时，几个警察从旁边那家店铺里拖出了一个亚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并将他双手反铐起来。
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
“你是中国人？”他问我。
我稍稍冷静了下来，说：“我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我持有中国护照。我要求你现在立即放开我，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英语可以如此流利。
这时，“盖导”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看见我双手被反铐着的样子，大吃一惊，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连比划带嚷嚷。只可惜，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此时最多能让对方明白他们认识我。不过，这就足够了！
看见他们，我心中一阵温暖。刚才慌乱中的紧张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也踏实了不少。
看到这样，那位警官似乎感觉出了问题，他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要求看我们的护照。不巧，那天出门，我们四个谁都没有带护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联合国采访时办的采访证给他看。
确认了我们的身分，那位警官脸上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说：“我们非常抱歉，你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他解释说，这里是一个亚裔犯罪分子经常活动的地方。几分钟前，他们接到举报，我们用餐的饭馆旁边一家杂货店遇到抢劫。当他们赶到这里时，看见我站在外面，误以为是一个望风的同伙，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切。他们已经抓到了抢劫嫌疑犯，就是刚才那个亚裔模样的人。
最后，那位警官说，他以亚特兰大某某区警署的名义郑重向我表示口头道歉，他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名叫什么，是什么警衔，他对此事负全部责任。
当然，我也有权进一步追究。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就此了事。
警车闪着灯远去后，一位女同事告诉我们，她从饭馆出来到现在，两腿一直在不住地颤抖。
“盖导”说他看见我时，我当时面色煞白。
其实，最令人后怕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看到。就在对方瞄准我的时候，如果我去理风衣的那只右手动作再大一点，也许，常以自我防卫为借口误伤无辜的美国警察就会抠动扳机。
不管怎么说，我庆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枪口时，没有做出什么不明智的动作。
感谢上帝！
如果让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经验可汲取的话，那就是：遇到警察让您别动，您可千万听话，别乱动，有理也别动！
还有，护照之类的身分证件要随身带。
不敢回忆
1995年5月，我从新华社正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五、六年来，如果说亚特兰大奇遇让人后怕不已的话，香港回归报道因我贪睡险些误了大事更是让我不敢回忆。
“小水，小水，醒醒！”
同屋的编辑何绍伟一边叫我，一边用手摇晃着我。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睁开了发涩的眼皮。何绍伟就站在我的床边，见我醒来，他用低沉的声音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稀里糊涂地看着他，反问道：“几点了？”
“5点半。”何绍伟不紧不慢地说。
“啊！5点半？”我惊慌失措地喊道，腾地一下站在了床上。
“坏事儿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冲向洗手间，用飞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脸，然后开始穿衬衫，系领带。透过洗手间的窗户，我看到外面天色已大亮。
1997年6月30日清晨5点半，这是一个特殊日子的开始。再过不到20个小时，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零点，标志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了全方位地报道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中央电视台派出三四百名记者分赴香港、全国各地和世界十几个城市，并制定了以北京和香港两个主演播室为中心的72小时特别报道方案。
72小时特别报道的第一枪定于6月30日清晨6点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从香港打响，而设在会议展览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72小时的第一场直播报道就从我这里开始，离直播还有不到30分钟，我居然差一点睡过头，而且更可怕的是，此刻我还在10几公里以外的跑马地中央电视台驻地。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发抖。
5点35分，我冲出了驻地大楼的前门。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也见不到一辆出租车。平常的时候，从我们在港岛跑马地的驻地乘出租车到会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时。香港的交通管制非常严格，到处都是单行道，而且堵车现象极为普遍。
我站在门口，心里不住地说着“要坏事、要坏事”，同时，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马路边上下乱窜。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从路的一头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不顾一切地冲到马路中间，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将车拦住，我当时想好了，不管出租车上有没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机是否已经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让他拉我去会议展览中心。上了车，我对司机说：“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紧急的情况，请你务必在15分钟内将我送到会展中心，15分钟！”
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了看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广东话说了句：“没问题。”
5点40分，出租车从跑马地出发了。这时，我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负责演播室的制片人梁建增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问我：“小水，找到出租车了吗？”
“找到了！我现在已经坐在车上了，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向他汇报道。随即，我从书包里拿出电动剃须刀和梳子，一只手拿着剃须刀刮胡子，另一只手忙乱地梳理着头发。我知道，我必须在赶到演播室前作好一切个人准备工作，因为按照时间估算，我坐进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时候，离直播开始最多只有几分钟。
5点56分，出租车停在了会展中心的大厅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门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见我，他急不可待地说：“你快上楼，我来结账！”
我顾不上多说一句话，一手拎着书包，另一只手提着西服，发疯般地冲了进去。当我嘴里像念经一样说着“对不起”跑进演播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也许只有我心里明白。让我至今感动的是，那一刻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责怪的话。演播室外面的导演通过耳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水主，不要紧张，还有两分钟，戴上话筒，准备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话。”
我与“东方时空”（下）
香港报道
话音刚落，我就在耳机里听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声音。
“小水，你来了？”
我如释重负地说：“敬大姐，谢天谢地，我赶来了。”
6月30日清晨6点整，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报道正式开始了。敬一丹在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后说：“现在就请我们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水均益为您报道回归前一天香港的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5点的时候，闹钟、手机全都按时响了，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同屋的几位同事5点钟出发的时候，慌乱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该提醒我起床。5点半的时候，正当会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员在为6点的直播进行最后的准备时，突然有人发现我还没有到位。人们大惊失色。眼看直播即将开始，作为直播主要角色的主持人此时却不见踪影。工作人员急忙将电话打到了驻地的房间。幸好，那天上午没有任务的何绍伟听见了电话铃声，并及时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香港的这一插曲，依然会感到阵阵后怕。假如那天我没有按时赶到演播室，那不仅将使电视台极为被动，也将是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事后，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当我站在马路上等出租车的时候，就已经在构思如何向电视台领导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并准备就此告别电视台，流浪四方。
当然，玩笑归玩笑。但我却从内心里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领导和同事。72小时特别报道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开始了。下午4点，我们香港演播室报道了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情况。
一切按计划在进行着。但是，播出中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报道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台摄像机和一位现场记者，准备随时向观众报道现场的情况。按照事先了解到的情况，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仪式后将乘车在港督府院内绕场一周，以示惜别之情。为此，我们在现场的记者精心设计了一段现场解说词，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车在港督府内绕了一圈，车轮缓慢，试图表示港督对这里的依依不舍。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向前，香港的回归已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现实。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仪式后钻进了汽车。汽车也果然围着港督府的院子开始转圈。于是，那位现场的记者不失时机地将那段解说词说了出来。可是，当他说完“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只见彭定康的汽车在转完一圈后，并没有像事先预定的那样开出大门，而是继续围着院子又转了起来。我们那位记者大概对这一临时出现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他先是沉默了一会。紧接着，他在画面外说道：“彭定康的汽车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也许是因为害怕冷场，他把刚才说过的那段“车轮滚滚”的解说词又重复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们那位记者作对，他的汽车在转完了第二圈以后还是没有出门，继续开始转第三圈。万般无奈的记者这时说出了一句后来遭到不少观众批评的解说词：“汽车又转了一圈。”
香港回归72小时的特别报道，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体报道工程，电视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电视台同仁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现场直播。
记得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有人给我们的报道总结了几个特点。记者报道信息空洞，只会说“一圈又一圈”、“一辆又一辆”（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驻港部队车队进入香港时的解说），一架又一架（指记者报道驻港部队直升机降落时的解说），“来了两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指我们的记者在报道彭定康离开香港时对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的两个人的解说），等等。还有人说，“水均益找不到白岩松，急得在演播室没话找话”。
曝光家乡
?我出生在兰州。兰州是我的老家。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兰州人。?听说我要回家探亲，《焦点时刻》制片人张海潮建议我公私兼顾，在兰州确定一个报道题目，请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帮助拍摄，带回北京制作播出。一别十余年，我对兰州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于是，我打电话回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请他帮我推荐一个适合我们节目报道的话题，并嘱咐他老人家，话题要有时效性，也就是说，是当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父亲以大学教授特有的严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他在兰州大学的学生们和我在甘肃电视台当导演的叔叔的意见。两天之后，父亲打电话向我郑重推荐了两个选题。一是甘肃省一些地方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二是兰州市这些年大气污染严重。?自从我干了电视以后，远在兰州的父母亲更加离不开电视了。他们成了《东方时空》和后来的《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几乎每期节目必看。母亲看电视的目的更单纯一些，就是看我，看我这几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时候，为《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配了一段画外音。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母亲从兰州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感冒了?”母亲第一句话就问我。?父亲看电视就没有如此细致。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会就我的表现帮我总结一次。这样，他对《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节目风格了如指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和很多观众一样，父亲对我们的节目能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问题曝光大加赞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父亲向我推荐的两个选题都是“曝光”型的。我征求了“盖导”和制片人张海潮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大气污染的选题。?这是我从兰州走出来后，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第一次报道有关兰州的事情，而且，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兰州的“短”。这次报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兰州虽然地处“飞沙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区局部气候独特，常年干燥少雨，加上四周绵延的高山，空气基本无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兰州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冬季。每年一过十月，兰州市基本上没有一丝风。家家户户煤烟炉冒出的烟、单位锅炉房的黑烟、汽车的尾气统统盘旋在市中心的上空，无法排除。与此同时，西固区里的“兰化”、“兰炼”以及热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每时每刻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顺着黄河气流的带动流向市中心。所有这些烟尘汇聚在兰州的上空，无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了一层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温层。?刺眼呛鼻的烟尘遮天蔽日般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兰州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大锅盖”。由于这个“大锅盖”，兰州市居然是一个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大气污染对兰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关数字触目惊心。由于大气污染，兰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几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两倍!?为了真实反映兰州大气污染的状况，我们到西固区的几个大工厂进行了采访拍摄。这些工厂都是比较严重的污染单位，每一家都有几十个大烟囱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烟尘。因为不知道这些单位会不会因为担心我们曝光而遮遮盖盖，甚至拒绝采访，在联系时我强调拍摄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绩。这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只是《焦点访谈》记者经常使用的众多招数中的一个小招。?为了能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工厂排污的实际情况，我提出采访有关人员的场景要在工厂的作业区。对方果然中计，采访中只顾大谈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业绩，而忽视了对我们摄像机的警惕。
无言以对
?每到这时，我们的摄像师就会寻机掉转镜头，对准那些我们早已事先看好了的目标。有一次，在采访化工厂的一位老总时，我手举着话筒，余光看见远处的一个大烟囱突然开始喷出黑黑的浓烟。此时，那位老总正面对着摄像机，如果摄像掉转镜头去拍烟囱，肯定会引起老总的注意。我灵机一动，向那位老总提议，为了有更好的谈话效果，我们来一个“运动中”的访问，我俩一起向背着烟囱的方向边走边说，摄像跟在一旁拍摄。对电视一无所知的这位老总连声说“好”。我赶紧假装向摄像交代怎么拍摄，暗中悄悄告诉他：“等一会儿我和他(老总)边走边谈的时候，你别拍他，拍你左面的那个大烟囱。”摄像心领神会。?回到北京，我自己亲自动手编辑了这个节目，并给它起名为《兰州，盼望蓝天》。?节目在《焦点访谈》播出后，父亲打来电话，说“很好”。紧接着，国家环保局和甘肃省环保局的同志也通过电话表示感谢我们《焦点访谈》对环保工作的支持。接下来，就是我兰州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的电话、信件。?从我后来收到的来信看，《兰州，盼望蓝天》在全国的观众中反响强烈。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到兰州如此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况，感到非常吃惊。有一位江西的观众还主动表示可以向兰州市无偿转让他发明的一种治理污染技术的专利权。通过卫星收看了我们节目的一位旅日华侨还发来传真，愿意为兰州市牵线搭桥，联系日本一些基金会提供无偿援助，合作治理污染。?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时在兰州市，《兰州，盼望蓝天》却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多数市民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光曝得好，有助于有关部门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省市一些领导同志却认为《兰州，盼望蓝天》给兰州市抹了黑，它将影响兰州市正在争取外部投资的努力。我后来还听说，有人认为，水均益作为一个兰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应该了。?我无言以对。?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记者，让人无言以对的事还多着哩。?“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那是在1995年初的一天，山东省临沂地区莒南县县城外，走出县城边上的一家小饭馆，“盖导”便一眼看见我们记者组乘坐的面包车的一个车轮瘪了，而且，他凭基本的嗅觉知道，这决不是偶然的。?“咱们的车被人破坏了!”他尽量压低声音说，生怕旁边的人会听到。?难道有人发现了我们?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我。因为在记者组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已经有了两年的“出镜史”，属于走在大街上可能被人认出来的那种记者。而且，我们这次来执行任务的这个地方，这几天肯定会对“东方时空”这四个字极为敏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心想：不会暴露啊?我戴着墨镜，夹克衫的衣领立着，都到耳朵根儿了。?两个星期前，山西几位观众来到中央电视台，找到了我们《焦点时刻》栏目组，向我们反映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经济纠纷时非法拘留人质的违法行为。这几个人是山西一家企业的法人代表。他们的企业和莒南县一家企业签定了一项产品买卖合同，后来双方在合同上发生纠纷，山西的企业拒绝支付购买莒南企业产品的剩余款项。莒南的那家企业便向莒南县法院状告山西那家企业。?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依法判定山西那家企业败诉，并要求被告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所欠款项。然而，判决书送到山西以后却迟迟不见动静。这时，莒南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竟然作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去山西抓人!于是，一天夜里，几名莒南县法院的法警和莒南县的公安人员闯进了山西那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家，二话没说，抓了人，并连夜将他带回了莒南。?轮胎被刺
到了莒南县城以后，他们把那人关在了一处平房里，并告诉他，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什么时候就放你。那位法人代表赶紧托人往山东送钱。钱送到莒南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间平房里被足足关了一个月。
据那位倒霉的法人代表后来回忆，他在被关押期间，曾多次被毒打。
那位法院院长甚至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我在这里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
这是一起典型的法院违反异地执法有关规定，非法扣留人质的事件。《焦点时刻》派出了记者到莒南采访这一事件。在采访那位法院院长的时候，对方先是拒绝，后来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不许拍摄。
我们的摄像把摄像机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一旁，镜头却对着那位满嘴酒气，言词狂妄的院长。
院长说：“你们是记者？记者又能把我怎么样？”边说边晃着捏在手里的中央电视台介绍信和《东方时空》的记者证。
随后，他把记者证举到半空中，摇晃着说：“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
在被问到山西的那位企业法人代表为什么会在莒南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院长称不是关，是请他来莒南办了一个“学习班”。
至于是什么“学习班”，他支支吾吾，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又说是法律知识“学习班”。
这位法院院长不断地强调一个观点：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莒南县人民法院有权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位法官大人到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是违法的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那个期间，莒南县根本没有举办过什么“学习班”。那位院长却的确说过类似“抓人”的话。关押人质的小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证实，他们的确听到过打骂和怪叫的声音。
回到北京后，根据所有这些采访的内容赶制的一期《焦点时刻》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很快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许多观众看到屏幕上那一段法院院长晃着记者证问“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还有他狂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内容后，气愤至极，纷纷打电话、来信表示感谢我们对这类现象的揭露。有人询问那位法院院长是否已经得到处理。更多的人关心这件事所揭露的在经济纠纷中非法拘留人质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也不少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焦点时刻》决定对莒南的这件事不能停留在一期节目、一次揭露的状况。在“盖导”领命对此事继续追踪的时候，我开始参加了对这一事件的后续深度采访。我们就莒南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观众反馈和社会各界对此类事件的讨论作了更进一步的报道，在《东方时空》和《新闻联播》中播出。
《新闻联播》在报道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专门加上了一句：本台记者已经再次前往莒南县，对此事深入报道。这条新闻播出的时候，我们一行5人，摄像机2套已经在飞往青岛市的夜班飞机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搭乘一辆面包车上了路。车子足足跑了8个小时，才到达距青岛500公里的莒南县。当我们在县城外填饱了肚子，稍事休整后准备“杀”进城去的时候，莒南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本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司机仔细检查了面包车那个已经瘪了的轮胎后，确定“盖导”的直觉是对的。因为轮胎的气门芯是被锐器整整齐齐地切断的。而且，这种汽车轮胎的气门芯都死死地埋在轮胎钢圈里面，必须用专门的工具才能将它取出来。看来，下手的人很懂行，是有备而来，动作很麻利。因为，我们几个进去吃饭总共才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这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将目光投向了“盖导”，似乎是想听听他这个临时领队下什么命令。
一场虚惊
“盖导”不愧是军人出身，显得很镇定，在司机更换轮胎的时候，与大家低声宣布了对策：马上公开我们的身分，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名义就地在马路边再拦两辆过路的外地车，请司机帮忙拉我们进城。
“花多少钱都行，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做主。”“盖导”斩钉截铁地说。根据大家商量好的方案，我们5个人加上司机分成3个组，一个组两个人，每组单独乘坐一辆车。第一批由对莒南县城地形比较了解的呼啸起带一个摄像，直奔县委大院。我和另一个摄像乘坐第二辆车，跟在后面，但不进县委大院。第三辆车是“盖导”和面包车司机。他们停在更远的地方，相机行事。
我们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草木皆兵”，是因为，就在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莒南传来话说，《东方时空》的记者要是再来莒南，来一个就揍扁一个。加上刚才的“轮胎”事件，看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在莒南县城里，一张大网也许已经张开。
“盖导”的方案是，为了避免我们5个人被对方“一锅端”，我们分批进入。第一批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出来，其他人就先撤出莒南，并同时向山东省公安机关报警，请求解救我们的记者。依此类推，“盖导”和面包车司机将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事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哥儿们你行啊，把困难让给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嘛。”
他急了，跳着脚跟我嚷嚷道：“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不留在最后，万一出了事，谁来指挥营救作战呢？”
安排妥当，开始按计划行动，在进城的车上大家个个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我当时在想，要真是“鸿门宴”，估计我们遇到的待遇决不会比那位法人代表上的“学习班”轻松多少，轻则鼻青脸肿，重则恐怕要被搞成个残疾之类，那可就惨啦。因为这种事情在其它地方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反正是山高皇帝远，人家先把你收拾了再说。这几年，由于新闻单位加强了曝光和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得一些心怀鬼胎的人日子更难过。他们也对新闻界怀恨在心，打骂记者的事件时有发生。
97年，我们《焦点访谈》报道过的河南那位故意杀人的公安人员张金柱，就曾经暴打过不止一个新闻记者。据说，张金柱在被处决之前声称，是记者们“要我的命”！
我们的三辆车按照预定的方案驶入了莒南县城。每辆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但又能相互看得见。
看着第一辆车开进了县委大院，我叫司机远远地停下了车。司机是青岛人。尽管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这里有重要任务，请他不用担心。但我们上车后，他还是表现得既莫名其妙，又忐忑不安。不到10分钟，我们的记者出来了，身边多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那人和他一起钻进了我们的一号车。
车出了县委大院，拐上了旁边的一条小路。
“这家伙干什么呢？”我暗暗地说，回头看看，“盖导”他们的车还在远处停着。
在一个拐弯处，一号车停了下来，我们的人从车窗里伸出了一只手在拚命地比划，意思是在招呼我们跟上去。于是，我们大胆地跟了上去。
3辆车七拐八拐驶进了一个大院，我抬头一看，门口一个牌子上写着：莒南县委招待所。大院里停着许多车，多数是奥迪和桑塔纳，其中有好几辆车的车牌上写着：鲁a—×××××。“鲁a”表示这是济南来的车。
“都进来吧，没事啦！”我们事先估计最有可能被扣押、毒打的那位前锋记者，下车冲我们大声招呼。
还未等我和“盖导”问他怎么回事，招待所主楼门口的一大群人便迎了上来。
人群中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走上前来，据介绍，他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很快，我们就明白了。
春节团圆
自从《东方时空》报道了莒南人民法院非法拘留人质的事情后，立即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有关方面的重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沂地区和莒南县迅速组成了三级联合调查组，两天前就到莒南县开始了调查。
“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说你们已经往这里来了，我们今天一直都在等你们。”山东高院的这位副院长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工作。”
听到这里，我们记者组五个人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看，脸上露出了一丝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的神色。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为如何应付最坏的情况而设计对策，而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大家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同志马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我们此前的报道完全属实。莒南县人民法院在处理这起经济纠纷时采用扣留人质的手段是非法的，那位县法院院长负有主要责任。根据有关方面的决定，那位院长已被停职审查。我们提出能否再采访一下那位法院院长，回答是院长已经住进了医院，据说是高血压犯了。
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想亲眼证实一下法院院长的病情，“盖导”提出我们摄制组想要去医院看望这位院长，但保证不采访，也不拍摄。县里同志犹豫了一下说，他们去征求一下院长本人和医院的意见，明天给我们答复。
第二天上午，县里回答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医院。在县医院的一间“高干病房”里，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法官大人。只见他紧闭双眼，鼻子里插着一根输氧的导管，胳膊上插着一根输液的管子。旁边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这人见我们进来，马上用被子蒙住全身，开始在里面抽泣。随我们一起去医院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人是院长的“家属”。从我们进去到离开，院长始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尽管他紧闭着双眼，但是我发现，他的眼珠似乎不停地在眼皮里面转动。
探望了院长之后，我们便离开了莒南。然而，当我们赶回北京准备整理我们关于这件事的后续报道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关于莒南这件事“就此打住”，不再报道，理由是要维护人民法官的整体形象。后来，我们得知，那位法院院长被撤了职。
至于那天中午发生的“轮胎事件”，我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关于莒南这件事，我还一直有个不解的问题。那位血压后来不知恢复正常没有的法院院长，从哪里学来的那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话？因为莒南革命老区的人民是不会教他说这样的话的，肯定不会。
自从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后，虽然我每年都要争取回一趟兰州老家看望父母亲，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却很少有机会在春节和老人团聚。
1997年春节，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姐姐决定这一年的春节，从寒冷的西北把父母亲接到深圳过节。姐姐同时还向在武汉工作的二哥以及在北京的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们到深圳来团聚。
每年春节电视台的工作都很忙，我知道已经有两年没见的父母亲，这时肯定非常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们。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人老了，就更想念漂泊在外的子女。平时，父母总是要求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哪怕只是报个平安也行。要是偶尔我犯点懒，两三个星期不打电话，父亲就会严正地提醒我：“你又有两个礼拜没来电话了！”末了，再加上一句：“妈妈天天在念叨你。”在几个孩子中，只有我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我和母亲感情很深。每当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愧疚。
同事们也知道前几年我是怎样过的春节，非常理解地支持我调整了《东方时空》总主持人的值班安排，我10多年来第一次在春节与父母团团圆圆地过了个年。
触目惊心
初一过后，姐姐提议全家出去玩一次。我的外甥建议去深圳野生动物园。他说，那里是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有上百种动物，可以像非洲的那些野生动物保护区一样，在很近的距离看到狮子老虎。听上去，这个建议很诱人。于是，全家一致同意。我万万没有想到，小外甥的这个建议后来却导致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幕。
深圳野生动物园位于深圳市郊的西丽湖畔，占地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动物园的四周是几米高的围墙和铁丝网，据说铁丝网通着低压电，用来防止野生动物跑出动物园伤人。动物园里面到处是芭蕉、椰树一类的热带植物。动物园依山傍水，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行于各个动物区之间。
在狮虎山下，我们坐上了一辆门窗紧闭的特制大巴士。大巴士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有点像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双层大铁门，来到了狮虎山中。我有点失望的是，这里并不像外甥描绘的那样狮虎成群。除了在荒山坡上偶尔有一两只老虎狮子躲在孤零零的小树下懒洋洋地睡觉外，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什么动物的影子。
倒是在山下卖饮料和纪念品的商业区里，我们却看见五步一只老虎，三步一只黑熊，两步一只猴子。只不过，这些动物的脖子上都拴着粗粗的大铁链。它们身边的“主人”在不停地招呼游人过来和这些动物合影留念，和老虎合影一次30元，狗熊20元，猴子10元。
我看见有一位游客走到老虎管理员的身边，交了钱，然后，站在老虎边上照相。不知什么原因，那只老虎总是把脸扭向另外一面，无论管理员怎么呵斥，也无动于衷。
管理员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一根细细的铁棍，使劲对着那只老虎的头猛抽了几下，老虎顿时头破血流。终于，那老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头转了过来。
看来是棍棒管教的成果，那些供游人拍照的野生动物大都非常温顺听话。只不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眼光呆滞，看上去似乎有点“看破红尘”的意味。出于职业习惯，我拿出了相机，拍下了这幅景象。
这时，从动物园的另一处传来了一阵高音喇叭声，循着声音，我们来到了一个体育场。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型动物表演，狮子、老虎、大象、蟒蛇、天鹅、孔雀个个披红挂绿，有的站在彩车上频频向观众鞠躬作揖，有的则在驯养员的吆喝声中排出各种不断变换的队形。体育场中央用大气球悬挂着几个大条幅，上面的字令人哭笑不得：“百兽盛会”，“万众齐心建深圳”，“百兽欢腾庆回归”！我实在想不出，把这些野生动物用棍棒折腾到一块儿，和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有什么关系。
回到北京后，我在《东方时空》的《面对面》小栏目中，谈论了我在深圳野生动物园的所见所闻。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一上来就说：“小水，我是‘宗师’。”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中，大家习惯把资格最老，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戏称为“宗师”。时间一长，赵老师本人有时候在大家中间也半开玩笑地这么叫自己。
赵老师在电话里说，他看了我主持的那一期谈论深圳野生动物园的《面对面》节目，深有同感。他告诉我，深圳野生动物园还存在着更可怕的问题，他手里有一大摞这方面的材料，来源绝对可靠。他说，我如果感兴趣，他可以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我，也可以帮我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觉得你们真应该给他们‘丫’曝曝光，他们简直是在迫害动物啊！”平时很少出言不逊的赵老师，在电话里显得异常气愤。
赵忠祥老师曾因《动物世界》里那具有磁性的配音而闻名大江南北。近几年他又主持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节目。也许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和经历，赵老师酷爱动物，也热衷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动物苦海
?根据赵老师提供的材料和有关线索，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据动物园内部的材料显示，几年中这里就有10几只老虎死亡。那么为什么老虎的死亡率在这家动物园如此之高?动物园又为什么对老虎的死亡漠不关心呢?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只有动物园、马戏团等一些特殊单位才能按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而国家的调拨价格又和国际国内野生动物的黑市价格有着极其悬殊的差价。比如，一只活的东北虎国家的调拨价只有两、三万元，而在黑市上，一张虎皮就能卖到十万元左右，在国外黑市就更是暴利，能够卖到四五十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虎骨、虎肉也是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东西。于是，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看准了珍稀野生动物所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不顾国家法律的严厉规定，铤而走险大搞走私贩卖珍稀野生动物的勾当。而这些犯罪分子看准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全国各地的动物园和马戏团。?我们还了解到，深圳野生动物园个别人甚至说过：野生动物，尤其是老虎或狗熊之类的动物，死了比活着更值钱。动物死亡，除非特殊情况，动物园一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只要在动物数量增减表上注明时间和大概的原因就可交差。这样的动物一旦告别尘世，动物园会因此增加一大笔收入，因为任何一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皮毛骨血，五脏六腑，哪一样都是在市场上物稀价贵的玩意儿，这当然是在非法的地下黑市上。?这些稀有物品还为他们拉关系、拍马屁提供了其他任何单位无法竞争的独特“贡品”。更有甚者，一次动物园里开联欢会，园领导一时高兴，竟然让人把园里唯一一只国家保护动物——一条大蟒蛇抓来，让厨师杀了给全园人吃。?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野生动物园却一直以野生动物的保护者自居，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一次，深圳海关一次罚没了48只走私的国家保护动物——穿山甲。海关的同志将它们送到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在他们看来，这些穿山甲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保护。善良的海关人员绝不会想到，恐怕至今也不知道，在这些穿山甲被送到深圳野生动物园的一个月之后，48只穿山甲只剩下一只。在动物数量增减表上写着的原因是自然死亡和走失。?在这家动物园一处很隐蔽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建筑。在它的里面，有两个直径好几米大的水泥酒窖。这里是深圳野生动物园的虎骨酒加工中心。动物园不仅私下大肆兜售从这里酿制的虎骨酒，而且还向内部各个部门规定了销售虎骨酒的定量指标。等等，等等。类似这样严重的虐待、残害、以野生动物营利的情况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当我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盖导”后，“盖导”瞪着眼睛说：“这哪他**是野生动物园啊，整个一个动物的‘奥斯维辛’嘛!”?50多年前，德国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震惊了全世界，而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居然存在着一个迫害野生动物的“奥斯维辛”!想到这里，我感到全身上下一阵一阵地发冷。真是不寒而栗!?经过请示新闻评论部领导(这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共同组成了新闻评论部)，我们决定立即组成记者组飞往深圳。1997年初，“盖导”、我和一名摄像记者作为“先头部队”赶到了深圳。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摸清情况，尽可能掌握确凿的证据。一旦有了这些，评论部将派出特殊人员和设备增援我们。临行前，我们制定一个策略：“悄悄地进村”，不暴露身分，更不能打草惊蛇。?到了深圳后，我们有意挑选了远离野生动物园，地理位置相当偏僻的深圳东湖宾馆住了下来。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我请我在深圳的几位同学以他们的名字替我们登记了房间。到了房间后，“盖导”建议我不要随便进出饭店。
乔装探秘
?“没事你最好就呆在房间里。”他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先摸清情况，等大规模往上扑的时候，你再上。”?由于这几年在《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里主持了不少节目，此时我的知名度已经颇高了，但是这也相应地限制了我参与一些批评性节目的采访。许多编导都不愿让我们这样的主持人参与这种曝光性质的采访，原因是有时需要暗访的时候对方容易认出我们，工作起来不方便，有一次，我们去化去装访贩卖盗版vcd的情况。我身上别着无线话筒，带上墨镜，脑袋上扣了一顶垒球帽，帽沿压得很低，走进了一家事先经调查确认出售盗版vcd的小店。我故意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小店老板有没有“那种”vcd。老板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没有，我们这里只卖正版的。”后来，无论我如何引诱他，说我是外地的，可以大批买，特爱看vcd，但是买不起正版的，等等，等等，小老板都一口咬定，没有。无奈我只好作罢。但是就在我抬腿正要出门的时候，小老板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扔出的一句话，让我万分尴尬。“我们怎么敢卖啊，现在到处在打击盗版，你们《焦点访谈》不也报道过吗?”原来这家伙早就认出我了!?我们已从许多方面了解到了不少深圳野生动物园的情况，但是这件事的最要害人物是几位动物园的内部职工。他们掌握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几年来虐待、残害和以野生动物营利的大量说实而具体的数据和文字材料。临行前，我又和他们在电话里谈了长达两个小时。我问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就在我们到达前后，又有一批虎骨被倒进了酒窖；这两天会有人来买虎皮；又有一些珍稀动物莫名奇妙地死亡。?根据这些情况，第二天一大早，“盖导”和摄像记者拿着一部特意从北京带来的“掌中宝”家用摄像机，前往深圳野生动物园。我的任务当然是“在家留守”。到了动物园，他们以游客的身分私下做了大量的探访，并用“掌中宝”拍摄了虎骨酒窖的位置。他们还记录下了个别动物园员工向游人兜售虎骨酒的情景。这一天的收获很大，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事先掌握的情况。为了抓到更确凿的证据，我们决定向北京申请再派两个记者来，相互策应，进行化装采访。?第二天，我们的援兵就到了。两位摄像记者带来了秘密武器——一套超小型拍摄装置。?以前，《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中也使用过偷拍的手段来记录某些丑恶现象(比如出租车司机宰客、公路乱收费等)。但是，那时一般都是使用“掌中宝”。办法是把“掌中宝”放进一个黑色的小提包里，在包的一侧再掏出一个窟窿，这样，镜头就可以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这种办法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被人发现。因为，镜头片是反光的，一不小心对方就会看见提包里面有东西晃眼。有了这套超小型拍摄装置这种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不少暗访中，这种装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时候，从电视上看，简直无法想象某个正在乱收费的人怎么能够面对拍摄镜头，如此“老实交代”。?“盖导”带领着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马又一次前往深圳野生动物园。按照事先的设计，他们分成两股。一股人去化装采访兜售虎骨酒的情况(“盖导”亲自挂帅)，另一股则设法拍摄酒窖详细情况和其它一些可疑情况。两股人员以游客的身分，在大门口买了票，“启动”了所有设备，开始寻找目标。不一会儿，就有“目标”找上了门。一位牵着老虎让游人拍照的驯兽员盯上了“盖导”。他若无其事地走到“盖导”身边，问他：?“老板，要不要一点好东西?”?“盖导”故作天真，问他什么好东西。?“虎骨酒啦!”那人拖着长音回答说。站在一旁的摄像将夹在身体一侧的“提包”对准驯兽员，搭讪道：“多少钱?”?“180元一瓶，多买可以商量。”
无言结局
“太贵了，你这是宰我们！”“盖导”说着标准的北京方言。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动物园员工向游客兜售的虎骨酒都是动物园发给个人享用的。有些员工知道这东西有人要，于是就高价出售。
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盖导”他们和驯兽员终于谈妥了价格，一瓶120元。这时，“盖导”故意装作不放心地问：“你的虎骨酒是不是真的？”
“老板，你们放心啦，绝对是真的嘛。我们园里自己搞的，我们有两个大酒窖，老虎一死就把骨头扔进去泡，没问题啦。”那人赶紧解释说。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摄像记者胳膊下面夹着的“提包”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里还有虎皮卖呢，还有熊掌、熊胆，要什么有什么，都是外面见不到的啦！”他拖着长音喋喋不休。“盖导”和摄像在一旁暗自高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他们“套”出了不少关于动物园的事情。最后，“盖导”假装被说服的样子，决定买那人5瓶虎骨酒。
对驯兽员来说，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于是，他把手里的老虎交给了一位同伴，带着“盖导”他们直奔他的宿舍。
在宿舍里，驯兽员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还拿出了他的工作证和身分证以示证明。我们的摄像装作眼神不好，拿起工作证，放在眼前，同时把胳膊下面的“提包”往上一翘，嘴里还在念叨着：“我看看你的工作证，×××，深圳野生动物园驯兽员，噢，没错。”那样子好像是在查户口，又好像是在对观众进行现场解说。看到摄像如此大胆地“偷拍”，吓得“盖导”直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他。无奈，摄像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理会“盖导”的意图，躲开“盖导”的身体又继续拍摄。幸亏，那位粗心的驯兽员赚钱心切，完全没有察觉。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快就成交了。
正在这时，那人腰间的呼机响了。“盖导”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他让他回电话。电话接通后，只见那人频频点头，样子越来越紧张。他一边看着“盖导”他们两人，一边嘴里不断地说：“是吗？不会吧？
啊？”放下电话，那人胆战心惊地问“盖导”：“你们不是记者吧？”
“什么？记者？记者跑你这里干什么？”“盖导”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你要是怀疑我们，那我们不买了。”
“没有，没有。”那人生怕到手的生意跑了，于是赶紧说，“不过，你们可别害我！”
出了门，“盖导”他们赶紧跳上一辆出租车，溜之大吉。
我们另一股带着超小型设备的记者相对来讲就没有“盖导”他们这样惊险。他们大摇大摆地爬到酒窖跟前拍摄到了房子里面的情况。
他们又扮作商人，走进了动物园一间办公室，询问是否能购买珍稀动物毛皮。之后他们又来到动物园外面的一排小餐馆，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他们甚至还在一家小餐馆中坐下来要了点吃的。根据餐馆老板的推荐，他们还要了一瓶虎骨酒，一边吃，一边跟老板聊起了动物园里的事情。
“你们这里靠着动物园，肯定能搞到正宗的东西了？”记者故意问得很神秘。
“没问题啦，什么珍稀动物都可以啦。”老板一点也不隐讳。
“动物园一年要死好多动物，大家一起发财嘛。”老板指指远处的动物园，又指指自己的餐馆。
……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继续往下写了。从深圳回来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奥斯维辛”这4个字还时常会猛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带着女儿去一次动物园，每次都要让她把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完整地看一遍。因为，潜意识里我生怕等到女儿长大后，有些动物她就再也见不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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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3-31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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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