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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皇帝与北流扯得上关系的是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民间传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提及:建文帝曾在玉林与北流交界的水月岩避难12年,后前往思恩府主动公开身份。而另一位与北流沾得上边的是南汉高祖皇帝刘龚。于唐末(公元916年)在广州番禺称帝。相传第二年,其对管辖境内的名山大川进行封禅,把北流大容山称为“南方西岳”。
刘龚是一个风流皇帝,据《十国春秋》记载:“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顾左右曰: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龚不顾身份,无视影响,公开声称要做“风流天子”,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风流,一直为史家学者甚至诗词杜撰者津津乐道。“风流天子垂衣坐,越国夫人迎辇回。础柱四围香气涌,错疑手握楚云来。”;“珠殿才兴又玉堂,风流天子五蛮方。芙蓉甘菊呼鸾道,无复龙川歌舞冈。”《十国宫词》是这样写的。“镂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袅炉烟。尧乾汤湿浑间事,赢得风流一代传。”《清闲供》也如此介绍。
为何刘龚如此狂妄不羁、妄自尊大,将自己穷奢极欲的“风流生活”告诸于众呢?这得从唐末岭南的南汉皇朝兴起说起。
刘龚是借助其父兄的勋业在岭南发迹的。父亲是刘谦,兄为刘隐。刘谦曾任广州牙将、封州(广东封开县)刺史,“有兵万人,战舰百余艘”。刘谦死后,长子刘隐袭父职。以军功历任封州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刘隐受后梁册命,兼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兼中书令,受封为南海王。
刘龚比其父兄更富有军事才干。刘隐任封州节度副使时,节度使徐彦若“委以军政”。当时,岭南的局势,对比中原局势而言,虽然比较平静,但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乘中原战乱,皇权衰弱,从唐的统治中游离出来,占据一方,各自为政。刘隐要恢复和维持岭南局部的统一和稳定局面,要在岭南建立起权威,必须首先威服或征服这些小割据者,但刘隐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他初攻韶州,即以失败告终。后来刘龚为兄出谋划策,即显示出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刘隐于是“尽以兵事付龚”。刘龚不负兄之所望,“悉平诸寨”。削平这些割据势力后,又委派代表到这些州邑去作刺史。
正是在武力统一的基础上,再利用了中原纷乱这一有利的客观形势,刘龚终于得以在公元916年8月在广州建国称帝,国号大越,次年又改国号为汉。
但这位风流皇帝有自知之明,他对臣下说:“寡人今生难成尧、舜、禹、汤,但不失做风流天子。”也难怪,当时刘龚的南汉小朝庭,问鼎中原,没有这种实力;想当“尧舜”,他又没有这份雄心,只能偏安岭南一隅。所以,说出做风流天子也不足为怪了。
刘龚还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皇帝,他是商人后裔,骨子里满是铜臭基因。他的“风流”主要表现为敛财和享乐。据史籍记载,刘龚“好奢侈”,极尽享乐之能事,常常携爱妃宠臣四处游巡,“叠石为道”,栽甘菊芙蓉与群臣游宴”(《广州志》);其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竞相进奉,在国内无论谁拥有珍宝,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相传刘龚多次巡游大容山,并对容州(北流)的荔枝情有独钟。北流有被他封禅的“南方西岳”大容山,经常来往北流,也是非常可信的。
不过,这位风流皇帝对国家的治理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一是苛酷:“为刀锯、支解、剖剔之刑,每见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充分暴露了其残忍的本性;二是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造成劳民伤财;三是开启了宦官专权之门: “晚年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
如果说风流皇帝刘龚对南汉的治理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南汉与邻国关系比较融洽,他积极推行“政治联姻”的外交政策。他娶了楚王之女为妻;经常遣使吴、蜀等国,以示互通友好;他还将一女嫁闽王之子,一女儿嫁到了南诏。楚国、吴国、闽国、蜀国、南诏,连起来如同一道厚实的城墙,成为阻挡中原政权铁骑南下的天然屏障,至少在当时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此外,刘龚还重视文化教育,兴学校,重用南下士人,招纳文人学士治理国家,各地刺史皆由文人担当。他还恢复唐代贡举制度,每年放进土10余人,并设选部主持科举考试。如广西平南人梁蒿,中了状元后,曾奉刘龚圣旨赋诗,“露湿胭脂点眼明,红袍千颗画难成。佳人胜尽盘中味,天意偏教岭外生。橘柚远渐登贡席,盐梅应合共和羹。金门若有栽培地,须占人间第一名”。这首《殿试荔枝诗》吟出,刘龚对他大加赞赏,并给予梁蒿很多赏赐,让容州(北流、平南、桂平)等地的荔枝作为贡品年年进贡朝庭。
南汉的“兴学校,倡教育,置选部,行贡举” 的制度。让北流的文化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自此100多年后的宋代北流,同科出了冼积中、坦中庸两位进士。
刘龚还从事对外贸易, 南汉立国后,岭南成为一个极富特色的经济区,号称“富饶之地”,当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他“多召之”。还“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尤其是西通黔蜀,经北流鬼门关这条路的西南货物源源不断顺圭江而下, 北流的陶瓷也是在此时逐渐发展起来。
因此,在风流皇帝刘龚统治的二十多年间, 偏安岭南的南汉小朝庭出现了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文化繁盛的局面,也是岭南历史上的少有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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