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四封疆大吏

龙堂书苑 · 发表于 2011-9-27 10:17

本帖最后由龙堂书苑于 2011-9-27 10:33 AM 编辑

走出过4位省委书记的清涧县袁家沟村！
地处陕北群山中的偏僻小山村——清涧县高杰村镇袁家沟村牞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曾经是中央红军东征抗日的起点，这里是毛主席写下了雄视千古的《沁园春·雪》的地方。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小山村为共和国培养了4位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福建省委书记白治民、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同时，这个神奇的小山村还走出了8位副省级干部、28位地师级干部和100多位县处级干部。
这一切为何..................
蜂拥缠护宰辅地，九曲之玄千乘贵。
龙穴锅底人多说，最是识局第一难。

龙堂书苑 · 发表于 2011-9-27 10:26

本帖最后由龙堂居士于 2011-9-28 09:25 PM 编辑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走出了四位省委书记，被当地人称为“省委书记村”。
400余人的村子有100多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在外工作的本村籍人士达500多人。

龙堂书苑 · 发表于 2011-9-27 10:28

本帖最后由龙堂书苑于 2011-9-27 10:29 AM 编辑

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村，毛泽东奋笔挥写下了《沁园春·雪》
　
　　七十年前，1936年2 月 7 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村，毛泽东奋笔挥写了《沁园春·雪》一词，抒发了一种横扫古人、雄视历史的宏大气概。
　　然而，寒冷的1936年初，并非是毛泽东事业的颠峰之际，相反，恰恰尚是他领导的中共与红军处于异常艰难之时。那么，毛泽东为何能有挥毫写就《沁园春·雪》这一前无古人的气魄呢？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确气势非凡，豪情万丈，自该词发表之日起，人们不论立场的褒贬如何，而对其所显露的作者之盖世雄风，则都不能不予以承认或叹服。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当然的觉得，象毛泽东这样一位开辟了一个时代、创建了一个要领导几亿人的新政权的杰出人物，能写出这种指点江山评说英雄的大器之作，也属正常。然而，人们却没有想到，在毛泽东大笔一挥“俱往矣”之际，绝对并非是常人能大发雅兴的时侯，更不是后来那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可令人意气风发之时，而恰恰相反，却正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事业与个人都处于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低谷之期。
　　然而，毛泽东却竟能一反常情，作闲庭信步之态，诗兴泉涌，挥毫落笔的既不是凄戚，也不是悲壮，而却是嘲笑已在史册居于显赫之位的明主英帝，并大言宣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何故？
　　古人云：诗以言志。
　　可是，毛泽东又是哪来的这种置泰山欲压顶而不顾的宏大气魄呢？（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仅剩下九千人，与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随红军长征的中共中央，为摆脱危难困境，由重新组建的红一军团与陕北红十五军团及刘志丹的红28军一道，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1936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三），从瓦窑堡出发，于2月20日正式东征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行军作战至5月5日撤回陕北。其间共75天，歼国民党晋军约三团，增扩红军七千多人。
　　东征红军的总指挥是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周恩来。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也随东征红军总部一起同行。2月5日至20日渡河前，东征红军总部驻在清涧县袁家沟村，毛泽东则住在陕北苏区干部白如冰、白治民家。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莶署了《东征宣言》。
　　红军东征渡河前夕，大雪纷飞。
　　2 月 7 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毛泽东奋笔挥写了《沁园春·雪》这一气度非凡而充满壮志豪情的不朽新词。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正又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失去了辛辛苦苦创建的江西苏区根椐地，曾经红红火火逐渐强盛的兵员近十万的中央红军正规部队，也已只剩下不足万人且是缺吃少衣的疲惫之师，长征的辛劳尚存；而率领红四方面军数万重兵的张国焘，则又野心勃勃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另立了“中央”；同时，国民党军势力却仍很强大，数十万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军事压力，并没有消除。
　　
　　中共面临这种十分危急的险局，毛泽东却为何能有这种雄风浩浩的盖世豪情，而挥舞擎天之笔呢？
　　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奋斗经历，上升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1936年陕北时的中共与红军力量，较之长征前的江西苏区时期，当然是变小了，下降了。但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力与地位来讲，却反而是提高了，上升了。正是由于求索救国事业的个人处境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便激发了毛泽东甚为乐观的革命浪漫情怀。　
　　在江西苏区，由于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1931年从上海迁入，使毛泽东虽然是苏区的创造者与领导人，却在江西苏区内不再有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因为，在党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尚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在他的上面，还有着执掌决策与执政大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博古、周恩来与李德）。并且，当时博古为首的中央常委对毛泽东也不很信任，视其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与“狭隘的经验主义”，不是马列的正宗。故在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就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领导权，而让他只做了一个并无实权充当摆设的“中华全国苏区执委会主席”（真正的政府大权则在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手中）。因此，红军长征前，对于红军作战指挥与中共的方针制定，毛泽东基本没有了多少参与决策的权力，虽从此有了一个“主席”（那时，乡一级苏区政府就设有“主席”）的称呼，但实质性的权力范围，却仍不过是发发言举举手的“毛委员”而已。　
　　然而，长征之初的军事大失利，导致了遵义会议，使博古失去了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地位，同时，也使毛泽东晋入了政治局常委的圈子及恢复了其指挥军事的权力。长征之中的张国焘事件，虽然导致了红军力量的暂时分裂，但之中，却又使毛泽东更有了大大展示了其有勇有谋能伸能屈果敢决毅的统帅素质的机会，职务上也正式出任拥有了中央军委主席的地位。从而，在心理与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征服了莫斯科留学生出身的张闻天和始终甘为副手的周恩来，使他们对毛逐渐产生并建立了心悦“臣服”的微妙关系（张闻天就诚心诚意地宣称：在军事上，我是不懂的，老毛确比我们大家要强，听他的！）。
　　继博古后任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显然只是一位为人正派、但书生气不少而性格上更缺少决断的“明君”（毛泽东评语），其宽容多于威严，而经验更少于理论。因而，他虽处于总书记的地位，当时却实无“一把手”的绝对权威。例如，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已身为中央总书记地位的张闻天，写了一篇批评张国焘南下方针的文章，在他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人宣读此文时，陈昌浩没听完，竟然就拍桌大骂张，还对张说：“你要是敢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与战士来斗你！”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也可以直言批评张：“你真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自遵义会议和与张国焘作斗争后，张闻天及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与依赖越来越高，另一名常委博古则因其前段领导失误，故发言分量锐减。因此，毛泽东不仅组织上已是长征时中央决策层四位“常委”（即张、毛、周、博，还有的另一位常委项英，当时则远在江西打游击）之一，实际上他已在中央逐步开始发挥“一把手”的作用了，在党和红军中说话，开始有了“一言九鼎”之权威，在指挥权力上，更已有了“当家”即主宰局部乾坤的感觉。　
　　对于毛泽东在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实际地位，张国焘倒是非常明白，所以他在发表指责中央领导人的文告电报中，大都是称“毛（泽东）、洛（洛甫，即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将毛泽东列为首位。并说：“毛泽东实际已是中央的主事人了”。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一把手”身份的组织手续，虽是在1943年3月20日才正式由中共中央的决定，行文宣布，然而，实际上早在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前不久，毛泽东便已成了中共党与军队事实上的核心与灵魂。
另外，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虽已大降，由江西苏区时的十万大军锐减为只有一万多人了（包括已在陕北的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与刘志丹的红28军），但这一切，对曾经历过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大减员与“三湾改编”故事，而后却又成功地靠自已亲率的那不足千人也缺乏经验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合计也只有的万把人，却先后创出了井冈山根椐地与湘赣闽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来讲，中央红军尚存的这一万多经历过多次征战的精锐兵力，是足可以让他再重演一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壮观大戏了。何况，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此时，他已不再仅仅是江西苏区红军的首脑，而是所有中共旗下军事力量、包括尚未会师的红二方面军贺龙部与暂时分离的红四方面军的总统帅了。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在中共与红军遭到那么大的挫折之际，毛泽东却反能拥有豪情万丈而写出那首气吞山河的不朽词章《沁园春·雪》，能有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雄风浩浩的激荡心情。　　
　　虽然，自古就有“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说法，但那只是对众多单纯需要依赖“巢”而方可生存的常人，所作的警示，而对于有能力建巢或护巢的人杰来讲，则是只要那“巢”还在，只要他能够参与建巢或护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乐观气质，就始终会是他的精神主流。　
　　例如，一个有统率才能的人，当他能上任或被提升到一个大公司时，虽然那公司因业绩甚差已风雨飘摇频临破产，但在一个有大志向大抱负并对自已的才干极有信心的强者心中，那一切的不利，却反能被他视为了一种扭转困境而建功创业的大机会，特别是当这个公司的前任老总们都一一试过却无力回天，而让他来出马于那大局危难之际。此时，任何艰难困境，往往反倒只会激发他那踌躇满志的豪情，而欲力挽狂澜，则成为了他思想气质的主旋律。（二）
　　《沁园春·雪》虽是写于1936年春，但公开发表却是在1945年秋，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民主人士柳亚子所索而重抄给他，而后被重庆的报纸刊出。对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文化界赞赏者众，而国民党报刊却借此攻击诋毁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为此，毛泽东后来亲自为此词作了几个注，以消除人们对此词主题的误解与曲解。其中，特别指出：“末三句，指无产阶级。”
　　末三句，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但，词中写的那些“俱往矣”的都是代表人物，而并非朝代、阶级整体，所以，毛泽东在自注中说的“无产阶级”似还是应理解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即也理解为代表人物，方能与整首词的风格对应协调。显然，毛泽东将“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自注为“无产阶级”，一则是为澄清回击国民党报刊有过的的诋毁，二则是为消除人们只从诸位君王称号的字句表面上误解此词的主题，即词作者希图表达的只是一种盖世革命豪情，而不是对旧日封建王朝的称颂。所以，他在自注中有些无奈地说：“须知这是写诗呀！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　
　　的确，在当时中共与红军力量严重受挫，时时刻刻还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之危险，又是初到异常清苦贫穷的陕北一个弹丸之地，而脚跟都尚未立稳之际，还会有谁不知天高地厚地生发帝王之梦呢？通观《沁园春·雪》，虽然毛泽东抒发的个人情感跃然全词，但我们同时也可从词中明白，毛泽东在用中国历史上那几个颇有作为的君王做典，无非是取其是有杰出才能与事业成就，并不在于赞颂那些帝王所代表的王朝及制度；而意欲超越秦皇汉武诸君的“还看今朝”之指，显然也是说国家级的政治家领导者的才干与事业成就，而不能得出是指“帝王地位”“帝王思想”的结论。《沁园春·雪》是诗是词，而不是历史，写诗要用“比、兴”，故绝不可就只从诗词表面之义去读它的。　
　　对此，同样喜欢诗词的陈毅，当他在1946年2月得知毛泽东这首词被公开发表后，军务繁忙之际，也与此词和了一首《沁园春》，之中，他称颂毛泽东“政暇论文，文余问政，妙句拈来着眼高。” 对应毛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写了：“倾心甚，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句句都是落在诗词作者个人身上，而不是和应抽象的阶级朝代。显然，陈毅是领会了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所表露的豪情壮志的。　
　　历来“诗言志”，抒者，都是个人情感。毛泽东在此词中，固然表达的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宏伟壮丽前景的憧憬，然而，若他本人在写作时不具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博大胸怀与极为乐观的革命领袖、大家的豪情壮志，那无疑，便不会产生有此气吞山河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铿锵.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词中所说的“俱往矣”的对象，是指历史上有重大建树的君王领袖及其统率才干、事业成就。之中，按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按当时中共领导层有过的情况，似乎也可以推想，有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气概的毛泽东，在1936年还是大雪纷飞的初春，他心目中所“数”的那些“风流人物”，也许不仅仅只是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而可能在其心目中更包括了中共未能亲手圆满成功于党的事业的诸位前任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加上李立三）、博古等。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所引者皆为“英雄”，也皆为君王领袖。英雄者，领袖者，均是前人，之中，也可能包括进行过同一事业、又原曾有过同一地位的同志。但是，在搞事业的才干与成就上，这些古人与同志，都可能是毛泽东心中要超越的对象。
　　只是，绝不会是那个当时倒真已有些君王模样的蒋委员长。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蒋显然只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毛泽东评语）、并要被打倒推翻的敌人，而不会是值得仿效值得超越的“俱往矣”者。　
　　当然，这个推想与“可能”，也只是一种永无答案的心理猜测而已。
　　所谓“可能”，即为不能肯定；但，同时，也有不能断然否定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