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天”的意识形态参考

良策22

我们华夏民族对于“天”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理念。“天”所具有的精神象征性和现实社会中人所具有的意识互通性，就像一条河的两岸那样彼此对应、不可分离。并由此而形成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最初的源头。因此，对于“天”的意识形态考释，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观澜索源，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文主义精神发展史的振叶寻根。
　　殷商时“天”的神格化与人格化
　　“天”的原来语义是直指一种自然存在和宇宙现象，然而经过人的意识形态化后，即成了一种精神观念的现象，并由此构成不同的相关语境，如“天命”、“天道”、“天意”、“天象”、“天数”、“天子”等等，从而凸显了一种超自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此，人与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对应，而是多元的精神对应。
　　《易经》是记录殷商时代的卜筮之书，在“设卦、观象、系辞”的过程中，透露出先民们对“天”的意识形态化的心路历程。《易经》开卷第一篇便是《上经·乾卦第一》，乾即代表天，卦形是三。第一条卦语即是“乾：元，亨，利，贞。”意谓乾象征天的阳刚劲健，特点是元始、发展、成熟和收获。即天的涵盖性具有二重性，一是指自然界的四季变化，一是指人类的四种品德。因此《易经·坤卦》中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因此，天与人不是对立而是对话，不是对抗而是对应。诚如《易经·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殷商对于天的意识形态化，亦是我们华夏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雏形期。尽管殷商对天是崇拜的，凡事必“问命于天”。但殷商“天”的意识形态化是导向性大于主宰性，亲和性大于抗衡性。这种观念除了《易经》外，在殷商时期的其他典籍中亦有反映，如《尚书·太甲下》中的：“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等。由此而建构了我国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框架：敬天爱人。
　　周代“天”的宗教伦理化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对于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十分推崇的，而周人对“天”的意识形态化，亦是“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如基本上是由周代史官辑录的《尚书》，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如“惟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殷商时“天”的意识形态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周代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弘扬，并提升到了相应的历史高度，即明确地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突出地阐述了“保民”与“敬德”的社会意义。
　　“天”的意识形态化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变化，反映了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发展，并把关注和思考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人。因为，伦理的要领即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所以，“保民”是“敬德”的具体体现，而“敬德”是“保民”的行为规范。“民”即“人”的道德、思想、行为等到了价值的确认和作用的强调，从而迸射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天”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性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第一次升华。因此，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归纳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际”。
　　如果说殷商对于“天”的意识形态化是“天行健”式的“重民意”，那么周代则是“天从民”式的“重民生”。无论是重民意还是重民生，都表现为“天”的民众化、道德化和伦理化。在思想观念上是天与人的对应与并重，在社会意义上是天与人的互动与变通，在终极指向上表现为民间性，这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历史逻辑结果。

  　春秋对“天”的儒道互补结构
　　尽管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现状是充满着血与火的交战，但其文化时空却是诸子百家、绚丽多彩，各派学说，互为争鸣。春秋战国“天”的意识形态化直接继承了殷商及周代的遗绪，并从各方面强化了人文精神，形成了多种话语表现形态，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结构，塑造了儒道互补的精神心理模式。儒家对“天”的意识形态化是敬而远之，更注重于人文性和主体性，倡导积极的社会参与和个人介入。因此，孔子的人生观、社会观则是“不怨天，不尤人”。正是在这种入世的进取的生命意志作用下，孔子认为在终极意义上，人是可以认识天的，这就是孔子提出的著名的人生历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孟子则以认识论的方法，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机制，从而使“天”的意识形态化以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为此专门写出了《天论》篇，对“天”这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论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在确立了天的客观规律后，则要发挥人的认识意义和能动作用，为此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从而使人的主体精神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历史领域，都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确认和张扬。
　　道家对于“天”的意识形态化，则带有较大的精神自由性和对人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性。老子就是在春秋时期最早地对天的主宰性、神格化提出异议的，他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这里，老子先用了排比，然后再强调“人亦大”，意在更突出人之地位。接着，他又从逻辑推论上揭示人的社会作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强调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展示了鲜明的人文精神。
　　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他生性豪放不羁，情致空灵跌宕，而且极有时空意识和诗化追求，这就使他对“天”的意识形态化更注重于天人同乐、天人同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意在弘扬人格的主体性和精神的自由性，从而更注重的是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质量，崇尚精神对生命的超越，关注人生对存在的追问。

  　汉代对“天”的纲常化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上升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在秦汉之际要求思想统一这个社会大背景中完成的，其真正的政治目的是求封建意识形态的大统一，而非是剿灭百家。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在对“天”的意识形态化上，就以神学化的天人感应为主体内容，以阴阳五行四时的组合为基本框架，以三纲五常伦理的演绎为基本规范，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论效应，使群体的思想言行和社会的发展运动受到天的意志的控制和约束，“天不变，道亦不变”。至此，“天”的意识形态化由社会的话语、巫史的操作最终演变为庙堂的钦定和皇家的御批。为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天地人，万物之体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即在确立天的权威下，强调人的作用，这种精神展现了儒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参与及对人的关心，亦是儒家的人文大传统。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董仲舒为汉武帝完成了封建思想的大统一。如果说秦始皇的大一统主要表现为地理疆域，那么汉大一统则是表现为思想意识。“天”的意识形态化至汉代被“纲常化”了，亦宣布了中国知识阶层边缘化的开始，也正是这种生存形态，人文主义精神在知识阶层中变得更为自觉和顽强，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的忧患，对人生的关怀、对思想的诠释、对观念的拓展。也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天”的意识形态化其内涵被确定得狭窄了，但其外延却泛化了，其动态的变化即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扩充。
　　宋代对“天”的理学化
　　由唐及宋，中国封建社会从它的鼎盛期走向了式微，两宋的积弱与积贫，在民族心态上投入了阴影，同时也影响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因此，在对“天”的意识形态化方面亦强调了“天”的主宰性和涵盖性，这就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思想纲领“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就明确地指出：“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理学家们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把人的物质生活要求说成是“人欲”。如何来达到“存天理，灭私欲”的境地，二程认为即是提高人的修养，用人的本体精神来“窒欲”，由此而将理学家的真正目的浮出水面，即不是“灭人”，而是灭的“私欲”。“天理”不过是种背景，其最终关心的还是人的生存形态和追求目标。客观地说程朱理学家对“天”的意识形态化，已把“天”作为一种人的对象化的精神象征，成为人文的一种精神时空背景而存在，他们更注重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与“欲”的控制与调节。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
　　明清时期对“天”的意识形态化没有什么新的理论阐释，只是程朱理学的历史顺延。但随着封建社会矛盾的加剧，在对“天”的意识形态化中，也就更突出人文精神的觉醒，如清代王夫之就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刘熙载亦提出：“由人力复天也”。从而强调了人本性，使人文主义精神得到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弘扬。

我是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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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都叫老天爷的！{:1_1:}

良策22

人之道，天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