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文气沛然。桐城派散文倡导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六尺巷传承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张英,以一封家书化解了邻里纠纷,以一部《聪训斋语》影响后人治家。品味《聪训斋语》中的家教智慧,或能使我们更加懂得六尺巷的可贵。
张英始终敬慎,以随分知足告诫子弟
提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桐城,熟悉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读者,首先想到的应是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文学派别。清代中期,桐城人方苞开创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他们都是桐城人,共同将桐城派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在姚鼐这里发展完备,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即儒家道义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天赋与后天的学习完美结合,同时为了呼应清代中期考据学的昌盛,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姚鼐家族诞生了多位文学家,姚莹是姚鼐的侄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台湾为官,与时任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领导了台湾的抗英斗争。姚莹忧心国家前途命运,提出为学“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将考据变为多闻,可见其关切之处,已不在故纸堆中埋头考证往昔的人和事,而要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外界的新动向。
姚莹之孙姚永朴、姚永概皆有文名。姚永朴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讲授包括桐城派散文在内的传统文史课程,著有多部著作。在《旧闻随笔》中,姚永朴讲述了一位桐城老乡的故事: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张文端公即张英(1637年—1708年),他的整个为官生涯都在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帝曾称赞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康熙四十年(1701年),张英因身体欠佳乞求致仕回乡,获得康熙帝同意。在七年乡居岁月中,张英有更多时间与儿孙相处,享受天伦之乐,指导儿孙如何为人处世、读书写作。《清史稿·张英传》提到张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
如果说桐城派为桐城在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那么张英则为桐城留下了一条六尺巷、两部传家书。两部传家书中,《聪训斋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晚清曾国藩说:“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将《聪训斋语》与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表示,《聪训斋语》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此书“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
“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与人为善才能家道长久
《聪训斋语》共两卷,涉及内容颇多,文笔亦好。正如张英自己所总结的,“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
古往今来,凡治家者,无不寄望家人培育美德。在张英看来,积德之家不会倾覆,而能常保家庭稳定、兴旺。在《聪训斋语》中,他教导子孙“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
中国古代有非常完整且严格的衣冠制度,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都是极有讲究的,尤其对于为官者而言,衣冠不整是有可能遭到弹劾的。张英结合自己的经历讲道,有一日,他穿着朝服出门,在巷口远远看见一个人,对他嚷道:“今日是忌辰。”忌辰即先人、父母去世的日期,是不应穿着朝服的。张英听后,赶忙回家换了一身衣服,他虽不知这位提醒之人是谁,但心中十分感激,因为他的提醒,张英得以避免被他人指责。
张英由此感叹:“如此等事,在彼无丝毫之损,而于人为有益。”他希望子孙能“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尽量多给人施以援手,绝不要落井下石,如此能够积累起好名声,使他人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如见到了凤凰、采到了人参一样高兴。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为利而争是常有的事。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放任各人唯利是图,则人与人之间就多有怨恨,于社会是不利的。孔子此言,并非说不得求私利,而是不得放任求私利。
那么,张英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态度直截了当:“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张英提醒子孙,不要忘了自己从父祖辈继承而来的优渥的生活条件,不要爱占便宜惹人讨厌,而应依凭这样的生活条件,“立身醇谨,老成俭朴,择人而友,闭户读书,名日美而业日成,乡里指为令器,父兄期其远大”。令有美的意思,令器即人才之意。
不占便宜、与人为善的家风,在六尺巷的故事中鲜明体现出来。由《聪训斋语》中的一则家训,我们可以想见张英接到家人来信后的心理活动。张英在这则家训中引用了古人的话“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让是一种美德,《左传》甚至说:“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满招损、谦受益,多忍让并不是坏事,他希望子孙牢记:“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
张英又说:“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张英曾在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得以接触到重大案件的案卷,他发现许多大讼大狱都是从极小的事情发展起来的,倘若在此阶段,有一方能够忍让,事情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张英由此感叹“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从小处了”,吃得小亏就不致吃大亏,受得小气就不致受大气。
与古代许多家训作者一样,张英亦推崇儒家的君子人格,忍让是君子人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君子应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气质?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佩玉,朝夕不离,义取温润坚栗。君子无故不撤琴瑟,义取和平温厚。”
君子比德于玉、比德于琴,温柔敦厚而不乡愿,能够为正义、为理想挺身而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怪乎张英会推崇《中庸》。他说:“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极平淡,却是极神奇。人能与伦常无缺,起居动作、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便是圣贤路上人,岂不是至奇?”在极平淡中孕育着至奇,此间深意,或与时下颇受欢迎的苏东坡的一句词相通,“人间有味是清欢”。
谨慎择友多读书,在独处中提升人生境界
张英致仕后,在城外的龙眠山中筑室隐居。他喜欢龙眠山的佳山秀水,为故乡的佳山秀水撰写了不少清新优美的文章,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实开桐城派文风之先河”。
在佳山秀水中,自然少不了读书这等美事。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讲述了在龙眠山读书与古人神交的体验:“余昔在龙眠,苦于无客为伴。日则步屧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坐,与之相对,如见其容貌须眉然。”二鼓时分是晚九点到十一点,张英夜读苏轼、陆游的诗,读到入迷处,以为苏轼、陆游来到了自己面前,那么便请这两位客人坐下,面对面地交流。
张英的家训中有很多篇幅指导子孙读书习文,在他所处的时代,读书的重要目的是科考入仕,这对于维系家族地位至关重要,张英强调读书,强调研究科考范文,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张英同时也看到了读书对修身养性的作用。读书之人与不读书之人,在气质上是不同的,虽为贫寒之士,但饱读诗书,“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别人见之,自然心生敬意,所以张英说:“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
读书之人,从书中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面对自己所处的困境,会有更通透的理解。人生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细心体验耳”,须知,苏轼、白居易、陆游这些“千载闻人”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倘若能静下心来,持平来看自己的遭遇,或许不会那么焦虑与急躁。
张英劝诫子孙趁年轻,要“独读快意书、对佳山水”,这两种嗜好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而喝酒、赌博这些事虽然也会带来一时快乐,却易惹麻烦、招致痛苦,喝酒、赌博这些事必聚友才得行,这些人是损友还是益友,自不待言。张英诚恳希望子孙,“与其狎无益之友,听无益之谈,赴无益之应酬,曷若珍重难得之岁月,纵读难得之诗书,快对难得之山水乎?”
前文提及,张英的家训有四个要点,其中之一是“择交者不败”。张英久经官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多逢险阻,人情物理,知之颇熟”,所以不厌其烦地劝诫子孙务必谨慎择友。他甚至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这既是从他的亲身经历出发得到的认识,也基于张英家族传承数十年的家训,他提及自家家训有云:“保家莫如择友”。
张英认为立品、读书、养身、俭用是“立身行己之道”,“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择友”。他尤其关注年轻人的择友问题,因为“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唯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倘若交到损友,则立品、读书、养身、俭用这四件事“荡然而莫可收拾矣”。还有可能,只听朋友的话,听不进家人的劝告,而竟与家人反目成仇,失了家庭和睦。
张英告诫子孙,朋友不必多,“汝辈但于至戚中,观其德性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由此可见,张英认为交友的标准,要以道德文章来衡量,道德高标、学行优秀的人必然不多,所以两三人足矣,多则无法维系这样的标准。交友宁缺毋滥,滥交朋友,与之嬉戏游玩,“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滋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
张英的几个儿子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都有所成就。次子张廷玉的成就最大,历仕康雍乾三朝,重视建章立制,勤勉于职,廉洁奉公,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三子张廷璐,两任江苏学政,选拔出刘纶、沈德潜等人才。六子张廷瑑,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性格诚笃,“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他们的事迹,无疑使《聪训斋语》中的谆谆教诲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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