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廉石精神”的历史形成 一千多年前,苏州人陆绩任职玉林太守,谱就了“廉石风流”——“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这既是江北苏州人的骄傲,同时也是广南玉林人的荣耀。今天,我们品味“以石压阵,渡船还乡”的“廉石”故事,在敬佩中深念着这位曾经一度怀志远来又空身远去的廉洁之士,为的就是要在千年之后,探讨出陆绩的“真精神”,再创一个“风流南北、风行全国”的现代廉政文化样式。 首先,这一“真精神”何以形成、如何发展的历史问题,相较于这一“真精神”的具体内涵、构成特性等理论问题,更显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精神的历史形成,我们才会在今天建构廉政文化的进程中,古为今用,发现新元素,培育出新气象,最终为现代廉政文化建设开创新路。 按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的说法,一个人思想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三个主导要素,即“政俗”(政教风俗)、“地齐”(区域文化)和“材性”(个人特质)。以此学术标准来看待“廉石精神”的形成,最显恰当。 第一,三国时期的“政教风俗”是催生“廉石精神”的必然因子。换言之,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人”。这一“时势”显然就包括汉魏以来中原日渐定型的儒学理念,以及受其支撑下得以正常运转的东吴官僚机制。其实,这两点已无不一一刻印在陆绩这一社会个体身上——一方面,在玉林作太守时,陆绩延播圣学,创办书院,以礼化俗,注解《易经》,显是中原儒学南传岭表的著名使者;另一方面,凿井兴农,疏浚河道,筑城御寇,澄清吏治,他更是北方清官文化输入粤西的杰出代表。 所以,陆绩奉命南下广西,受历史“时势”要求,不管他内心是否愿意,也无论他的思想是否已具有这种自觉,但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玉林这片土地上,的确多出了些北方业已具备且日趋成熟的儒家风范、汉人节气和清官情操等华夏文化组件。换言之,“时势”赋予陆绩以绝好的机会,天降大任,他充当了三国鼎立时期沟通中国南北文化的有效“中介”,这就是“廉石精神”得以生成的第一要点。 清代广西巡抚金鉷考察广西风俗,后撰《广西通志》,作有归纳说:“粤西古为边服,文物稍逊于中州。后由张栻、吕祖谦之教化被于桂,范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昭,柳宗元之文章著乎柳,冯京、黄庭坚之德誉动乎宜,二陈(陈钦陈元)三士(士进士燮士壹)之经术启乎梧,谷永之恩信、陆绩之儒业播于浔,马援之武功、文成之道学畅于邕……渐仁摩义,贤才蔚兴书;即远至交趾之界、猺獠之居,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让。由是观之,革俗易化岂不在人哉!”可知,受不同历史“时势”之要求,古今已经催生、造就了多样别致的“兴桂”典范——“革俗易化”者,此起彼伏!所以,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人物序列中,“千里归来一囊空”的陆绩,仅仅只是受三国“时势”促动、经营桂东南的一个典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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