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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网络/为传播更广，让所有北流了解自己的北流
明代大才子解缙，因直言而屡遭贬谪，永乐5年，谪广西参议，曾游历广西各地，颇羡惊于八桂山川雄奇。过北流时，游勾漏仙山，留有《游勾漏》诗一首：“北流县下古铜州，平地山岩耸玉楼。谁为丹砂赴勾漏，人传青竹满罗浮。杨妃井塌风烟古，葛令祠荒草树秋。却忆故乡山更好，锦袍归去棹扁舟。”他对官场是有些厌倦了，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解缙曾是《永乐大典》的主编，他当然会知道北流在唐时曾置铜州的历史。
《北流县志》说，北流县东20里，有山名铜石山，此山层峦耸翠，石皆紫色，唐武德四年在北流置铜州，就是因为有这个山。在我国古代，大凡产铜的地方，地名多冠以“铜”字，北流产不产铜呢，答案应是否定的，至少在地理书上没有提到过。尽管有史书说桂南、粤西一带“界内有铜山”，南越王赵佗时曾在铜山铸铜。铸造什么呢，大概就是铸造铜鼓了。现在的铜鼓学家考古证明了，铜石岭（即铜石山）就是西汉以降的一个大规模的铜鼓冶铸遗址，工场之大，方圆数里，场内风管、炉渣、炭灰、铜片，甚至铜鼓残片，一应俱应。日本东京大学考古专家吉开将人先生考察了这个遗址后，认为这个遗址是岭南的唯一，是国宝。铜石岭只因山石呈紫色而得名，非因产铜是得名，连周边也无产铜区，却成为古代生产铜鼓的基地，铜从何来，实在是一个谜。
北流是北流型铜鼓的故乡，被称为“世界铜鼓王”的那面铜鼓，就是北流型的。这个面径166厘米，残高67.5厘米，残重300公斤，铸饰异常古朴精美的铜鼓，展出于京师则名重京师，展示于广西博物馆则睥睨群鼓，顾盼自雄。据铜鼓专家万辅彬先生称，广西民族学院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从上海请来冶铸师傅，复制这面铜鼓，成果迄未理想，可见古人铸鼓技术之高。文化是会后退的，这是一例。铜鼓出土，以北流为最多，近70面了；出土点以北流为中心，向桂南、桂东南、粤西、海南辐射，越南也有出土的。铜鼓埋藏一般都在浅土，一场大雨也可以冲一个铜鼓来；有些农民耕坡，一锄锄下去，锵然有声者，那是又一面铜鼓要出土了。好在所有铜鼓都是鼓面朝下而埋的，要不便极易被破相。令人深思的是，铜鼓既然是古代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部族的重宝，是祀神娱神的乐器，但所有的史志族谱都没有关于哪一面鼓究竟谁属的记载，也无从查考，不像曾侯乙墓的墓主，给后人留下明确的物主印记。据专家说，唐朝以后，岭南的政制和形势变化了，使地方的部族权力大大削弱，铜鼓作为权力的象征，便失却了意义，然而娱人礼神的作用还在。那么，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发号施令，在一夜这间（或在很短的时期）把铜鼓统统转入地下？这也是一个谜。一律埋在浅土，是否意味着失落了的权力某种“复辟”的愿望呢？现在展出在各地博物馆的铜鼓，几乎全是出土文物。清代广西巡抚金 作《铜鼓记》称，北流农民获一完好无损的铜鼓，“翡翠丹砂，古色斑驳，非人间所宜私宝者，敬进阙下，蒙恩加赉，耕民欢呼称谢”，铜鼓的依然瑰宝如古时，于此略见。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述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得胜班师，“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马援把从岭南缴获的铜鼓，铸成名马的模型，在回京后献给汉光武帝。在他的眼里，铜鼓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他实行的是“拿来主义”。也许在他的眼里，这些“得数面便可南面称王”的铜鼓，不过是无助于大汉政令畅通的尤物，地方割据有碍于民族团结，大批铜鼓铸为马式，不亦宜乎！鲁迅先生盛赞的汉唐气象，此亦一斑。
这个“世界铜鼓王”，出土于北流石窝镇，村民以为此乃神器，宜供奉于六靖冼大夫人庙，谁知在抬运途中，绳索断了，于是请巫师占卜，说是铜鼓不愿走了，要就近留在水冲庵，于是便留下了。所以铜鼓王又称水冲庵铜鼓。我猜想，这是村民不愿铜鼓离得太远而编造的神话，耍的一次猾头。从此，每逢年节收获喜庆，百里内的村民便云集水冲庵 ，击鼓祀神，尽情欢乐。在处理铜鼓的问题上，马援将军的严肃和北流百姓的幽默殊途同归，都是“只管拿来”，而“拿来”的方式则大异其趣。世易时移矣。
北流型铜鼓形制大方，铸造精巧，为它种型类铜鼓所不及。鼓面为云雷纹或云雷填短线为主体花纹，鼓面中心太阳纹如朝暾突起，鼓面周边有若干蹲伏的青蛙。云雷纹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而青蛙则是骆越先民的图腾。这两种鼓饰是否标志着古代中原人民与岭南骆越人民之间就存在着了科技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否从南越王时期就开始了？马援所得的骆越铜鼓是否就是他的南征大军路过铜石岭时的缴获？悠悠千古，谁去破解这些谜团！铜石巍巍，云遮雾罩；铜鼓泛绿，缄口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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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3-25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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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7 15:40
发表于 2008-4-7 1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