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妙趣横生的“十七字诗”

龙堂居士

毛泽东谈吐非常幽默，喜欢作诗填词，一生写过大量的诗词，但他作的幽默诗（如打油诗、谐趣诗）很少。鲜为人知的是，建国后他曾作过一首幽默短诗，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参加中南海周末舞会。有一次他和几个歌舞团演员分别跳舞，当得悉有个小演员叫王君苗，是河北省深县人，独生女，另一个小演员叫朱立刚；王君苗皮肤白，毛泽东叫她“白丫头”，朱立刚皮肤稍黑些，毛泽东就叫她“黑丫头”。他就以深州水蜜桃为名，随口吟出一首诗：深州大蜜桃，独生一根苗；遇上朱(猪)八戒，吃了。
　　
毛泽东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这首超级幽默的短诗，属于产生于唐末、盛行于宋代元丰、元佑年间“十七字诗”体。
  
“十七字诗”又称“吊脚诗”、“翘脚诗”，全诗四句，前三句均为五字，末句为两字，共十七字。从内容上看，十七字诗是亦庄亦谐的结合，前三句多是庄重的内容，后一句多是诙谐风趣的调侃；从形式上看，它是整齐与错落的统一，前三句每句三顿，合辙押韵、通俗流畅，后一句跌落而为一顿，在节奏的起伏中增加了语言的音乐美。
   
十七字诗不仅保持了一般诗歌的概括性、抒情性和音乐性，又往往在协调中增加不协调的成分，增加了趣味性、通俗性，构思巧妙，尤其是最后二字，结构突兀，极尽诙谐幽默之能事，颇具“画龙点睛”之妙。所以，十七字诗“虽为小道，亦有可观焉”，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后来，这种变体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句半”。后人一般把十七字的“三句半”叫十七字诗，把不是十七字的“三句半”叫瘸腿诗。

从现存资料来看，流传最早的十七字诗是南宋时无名氏作《临安十七字诗》：驾幸景灵宫，诸生尽鞠躬；乌头身上白，米虫。

《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了这首诗，并交代了写作背景：“车驾飧（祭献）景灵宮，太学、武学、宗学诸生，俱在礼部前迎驾。临安府有人作十七诗。盖讥其襆头襴服，岁糜廩禄，不得出身，年年迎驾耳。”其意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宋皇帝崇奉道教，常驾临景灵宫祭神，届时都要太学、宗学、武学生员身着制服，立在礼部衙前恭迎。这些生员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尽鞠躬”，都是混饭吃的主儿。
   
最后的一句“米虫”，极为诙谐，十分形象地嘲讽了这些尸位素餐的生员们。
   
同为讽喻性的十七字诗，还有这么一首上乘之作：元朝末年，张士诚占领江浙后，自封吴王，任胞弟张士信为相。士信与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狼狈为奸，凌虐百姓。明朝建立后，把他们治成死罪、枭首示众，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有人作了首诗：张王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夜西风起，干瘪。
   
还有一些十七字诗旨在娱人娱己，体现生活情趣。如：某文士一日在朋友家闲聊，忽报友妻生一女孩，全家甚喜，文士为表示庆贺，当即作诗一首。诗道：“全家喜洋洋，太太生儿郎。”吟至此，众人大惑不解，以为文士弄错了，把生女错为生男了，大家惊奇而望之，而文士不多辩，继续吟道：“掰开两腿看，象娘！”众人大悟，笑之。
   
十七字诗应对起来，更是别有风味。据明冯梦龙《广笑府》记载：潘生赴京应举，途中下榻一酒店。酒店女主人姓陆，作了一首十七字诗赠送潘生：秀才本姓潘，应选赴长安；一举登高第，做官。
   
儒生听后，亦作十七字诗一首答到：佳人本姓陆，美质无瑕玉；念我客窗寒，同宿。
   
一老人听后，恐此二人苟合有悖纲常与律法，于是也以一首十七字诗好心劝免：潘郎与陆嫂，无事寻烦恼；若还到官府，不好。
   
历史上的十七字诗在坊间十分盛行，曾出现过许多好作品，可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种风趣幽默的诗体，非常受民间欢迎，极大地娱乐了当时处在社会基层的老百姓，使他们在辛苦劳作之余能得以轻松。刘继兴认为，史上最精彩的的一组十七字诗，产生在明朝正德年间，现录之以飨各位看官：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有一人好作十七字诗，且才思敏捷，触目成咏。时徽郡天大旱，太守不思兴修水利，却率人下跪祈雨，连求几天，仍是晴空万里。这个人便作十七字诗嘲之：
　　
“太守求雨泽，万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见月。”

太守得知后大怒，马上派人把他捕至衙门，说：“听说你善作十七字诗，好！我现在就罚你以我的别号‘西坡’当堂题写一首十七字诗，若写得好，就放你回家。否则，要用大刑。”话音未落，其人已出口咏道：
　　
“昔人有东坡，今人有西坡；若将二人较，差多！”

太守听后，勃然大怒，将其重责十八大板。没想到，板子还未打完，其人又诗兴大发，吟诗一首：
　　
“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

太守听后，真是哭笑不得，最终以诽谤、侮辱朝廷命官罪将其发配郧阳充军。其人的舅父闻讯赶来给其送行。甥舅相见，抱头痛哭。其人触景生情，又作诗一首：
　　
“发配到郧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

原来这个人的舅舅一目失明。

来到发配之地，郧阳县令听说他是个作诗奇才，想见识见识，令他吟诗一首。这时县令的太太刚好从后堂走过，这个人见县太爷妇人虽然颇有几分姿色，但却是一双大脚，便即兴吟道：
　　
“环佩响叮当，夫人下画堂。金莲三寸小，横量。”
县太爷听后，哭笑不得，心中恼怒，但又不好发作。

明人冯梦龙撰《古今谭概》、郎瑛撰《七修类稿》和清人褚人获撰《坚瓠集》、独逸窝退士撰《笑笑录》等笔记小说中都记载了这一则十七字诗故事，其情节、文字大同小异。

龙堂居士

张作霖是如何长袖善舞纵横官场的？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53岁。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在（张作霖），必不至此！”由此可见时人对张作霖的评价之高。

张作霖纵横官场沙场，长袖善舞，其处事风格及用人识人之术，颇值得今日为政者借鉴。
　　

大节面前，毫不含糊

张作霖雄居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作为一名政治家，在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面前的抉择，是对其的真正考量。在长期对东北虎视眈眈且来势汹汹的日本人面前，张作霖能如此维护中国领土，使其神圣不可侵犯，亦使人间尚知有气节二字存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治家严谨 心装百姓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张作霖还不止一次对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其他重要领导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 帅府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

宽以待人 有容乃大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

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作霖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

张作霖对杨宇霆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郭松龄倒戈失败被杀后，郭松龄的手下人惊恐不安，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为缓和内部的紧张恐惧心理，张作霖举行了一次庆功宴。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时，宴会厅的大门突然大开，4个全副武装的副官抬进来一只皮箱，放在地中央，然后敬礼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郭松龄）军部搜出来的!”张作霖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副官大声地回答：“报告大帅，这箱子里装的全是我们城里人私通郭鬼子的密件和信函!”张作霖环视四周，满脸怒气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好大的贼胆!”然后他又微笑着说：“算了，算了。既然郭鬼子已经死了。事也就算了。其余的一概不究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把箱子抬出去烧了吧!

这出好戏，一看就知道是张作霖一手导演的。但如此行事，无疑是十分聪明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从而使这些参与者都从沉重的思想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加紧紧地围拢在张作霖自己身边，为其效命。

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叫姜登选的师长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作霖知道了，马上把他叫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旅长说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作霖愤恨地指责他：“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你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报答大帅。于是，张作霖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不知这位旅长后来在战斗中仗打得怎样。任何一个人，都会感恩于上司最自己如此的知遇，为之浴血沙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

务实行事 重用干才

张作霖主政东北时，非常务实，曾大力网罗人才，先后寻求到了许多文武之才。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创立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一流教授到东北任教，教师的待遇在全国首屈一指。最高时，教授的薪水在360－800元大洋。而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240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300元，还常常欠薪。很多全国著名教授像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等都到那里授过课。张作霖重视教育，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东北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其他军阀所没有做到的。人不怕没文化，就怕不重视文化；人不怕没知识，就怕不尊重知识；人不怕不聪明，就怕不会运用别人的聪明。　

张作霖在东北还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具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做实事就得有干才。如何对待人才，也体现了张作霖的与众不同之处。张作霖起自草莽，常骂人，但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从不说一句粗话。王永江是个善于智谋更善于理财之人。张作霖重用他。可王永江害怕有人在张作霖眼前说闲话，影响自己所定措施的实行，就委婉地向张作霖说起他的担心。张作霖对此掷地有声：“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

张作霖最初任用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永江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作霖皆应之。王永江也不负重望，致力于全省警政改革，但张作霖的一班绿林好汉汤玉麟等皆不服，常推荐人到王永江处，王永江皆不用，于是汤玉麟等常进行捣乱和找茬，张作霖闻之大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一日，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提出要大家配合，不得捣乱，谁知汤玉麟依托救过张作霖，便当众辱王永江，岂料张大怒，厉声责之汤玉麟，汤玉麟几乎因之而发动兵变，然张作霖助王之意不移。后大学者胡适闻之，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处。

结果，在王永江尽心尽力的操盘下，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还使东北的经济大幅度地增加，为张作霖进军关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张作霖对待王永江一事上，我们可看出领导者给干事的同志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其排除工作障碍，是多么的重要！只有上下齐心，才会真正做到大家想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还有一个事例可说明张作霖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 ”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

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龙堂居士

语妙天下的36字《官箴》语出何人？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一块刻石上的36字《官箴》，多少年来，几乎所有的为政者都对其熟知。这块刻石为清人颜伯焘所有，1822年，他被任命为陕西延绥道台，于是携其父所刻《官箴》刻石上任，以示其严以律己、廉洁从政、一心为公之决心，也道出了天下所有廉吏的心声。

旗帜鲜明倡导自身反腐的这36字《官箴》，不仅在当时发人深省，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仍被奉为为政者的圭臬。那么，它最早出于何人之口，即著作权应该归谁呢？
　　
据刘继兴考证，这则言简意赅的36字《官箴》最早出自明初著名的学者、理学家曹端之口。曹端是河南渑池人，天资颖异，“少负奇质，知读书”。明永乐六年（1408年），33岁的曹端参加了河南乡试，考中第二名；第二年，又参加了京城的会试，以副榜（乙榜）第一的身份．被授为山西霍州学正（主管学务的官员）。从此，曹端步入仕途，在从政、从教之余，潜心理学研究，造诣颇深，其学以躬行实践为务，而以存养性理为大端，对理学重要命题多有修正、发挥，《明史·曹端列传》称他为“明初理学之冠”。

宋朝是我国理学的鼎盛时期。宋亡元兴，汉文化受创，理学日渐式微。经过元末社会大动荡，又经历了朱元璋与其子朱棣的多次杀伐后，程朱理学几近绝种。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曹端，便“首起崤渑间，倡明绝学”（《明史·曹端列传》）。曹端高举理学的大旗，并将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其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四书详说》、《性理文集》、《夜行烛》、《拙巢集》、《存疑录》、《〈孝经〉述解》、《训蒙要纂》、《家规辑略》、《录粹》、《尤文语录》、《儒学宗统谱》、《月川图诗》、《月川诗文集》等。清代张璟又集曹端遗文八种，合刊为《曹月川先生遗集》。

倡兴理学、躬行实践的曹端，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建树。他除了勤奋从政外，还曾首倡“公廉”说。1414年，他的学生郭晟乡试中试，被授西安府同知，上任前专门去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曹端对他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在曹端死后百余年，明代另一学者洪应明在其所著《菜根谭》中，才提出了“公生明、廉生威”的说法。明代山东巡抚年富在曹端对学生郭晟的答语基础上进一步创作，撰写出了本文开头的这则被后世广为流传的36字《官箴》。

明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曹端病死于霍州学正官署，享年59岁。他的死，使霍州人“罢市巷哭”，连儿童也都流泪哀伤。曹端为官清贫，无力归葬，只好葬在霍州。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翰林学士黄谏捐资，才将曹端迁回其故乡渑池曹滹沱村安葬，至今曹端墓尚存。

龙堂居士

高僧寒山与拾得的绝妙问答

唐代大诗人张继那首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使苏州寒山寺名扬天下而历经千年不衰。由清末大学者、书法大家俞樾书写此诗的诗碑，已成为寒山寺中的一绝。

然而，寒山寺最有人文价值的是高僧寒山与拾得在此出家修行的故事。寒山、拾得二人的塑像就立于殿中。寒山执一荷枝，拾得捧一净瓶，披衣袒胸，作嬉笑逗乐状，显得喜庆活泼。相传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转世，后来又被皇帝敕封为和合二仙，是祥和吉庆的象征。寒山与拾得皆喜吟诗唱偈，寒山有《寒山子诗集》存世，诗风朴素自然，通俗易懂，有“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之说，后人又收辑拾得的诗附于其后。

寒山与拾得，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两个年轻人，他们从小就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长大后寒山父母为他与家住青山湾的一位姑娘订了亲。然而，姑娘却早已与拾得互生爱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寒山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苦、辣、咸、涩，唯独没有一丝甜味。他左右为难，怎么办呢？经过几天几夜痛苦思考，寒山终于想通了，他决定成全拾得的婚事，自己则毅然离开家乡，独自去苏州出家修行了。
　　
好一段时间里，拾得没有看见过寒山，感到十分蹊跷和郁闷，因为他从未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看不见寒山的。一天，他忍不住心头的思念，便信步来到寒山的家中，只见门上插有一封留给他的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寒山劝他及早与姑娘结婚成家，并衷心祝福他俩美满幸福。拾得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寒山出走的原委，心中很难受。深感对不起寒山，他思前想后，决定离开姑娘，动身前往苏州寻觅寒山，皈依佛门。时值夏天，在前往苏州的途中，拾得看到路旁池塘里盛开着一片红艳艳的美丽绝顶的荷花，便一扫多日来心中的烦闷，顿觉心旷神怡，就顺手采摘了一支带在身边，以图吉利。
　　
历经波折后，拾得终于在苏州城外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好朋友寒山，而手中的那支荷花依然那样鲜艳芬芳，光彩夺目。寒山见拾得到来，心里高兴极了，急忙用双手捧着盛有素斋的篦盒，迎接拾得，俩人会心地相视而笑。现在寒山寺存有一方碑石，上刻“和合二仙”图案，就是这两位好朋友久别重逢时的情景。过去苏州民俗中婚嫁用的人物图画挂轴，以及江南许多地方春节时贴在大门上的门神，内容都是两个人，一个手捧竹篦盒，一个手持荷花，笑容可掬，逗人喜爱的模样，也源于这个美好的传说。

由于寒山的到来，姑苏城外的这座“妙利普明塔院”就被后人更名为“寒山寺”。加上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广为流传，所以尽管后来在宋朝时，曾将寺名重新改为“普明禅院”，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寒山寺”。从元末至清末，寒山寺曾五次惨遭次劫，但事后总能复建，足见寒山寺在历代人们心中的地位。而且直到现在，寒山寺供奉的佛像仍是寒山、拾得，可见由他俩首倡的“和合”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且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闪光润泽后世。
　　
传说拾得后来还远渡重洋，来到“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传道，在日本建立了“拾得寺”，墙里开花墙外香，度了华夏度扶桑，真是功德圆满。　　

尤为有趣的是，高僧寒山与拾得两人的问答名句在佛教界和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广：“寒山问拾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十年后，你且看他！”

寒山再问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处事秘诀，可以躲避别人恶意的纠缠呢？” 　拾得回答道：“弥勒菩萨偈语说：老拙穿破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有人唾老拙，随他自乾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之“离亭宴带歇指煞”中，老艺人苏昆生放声悲歌，尽情发抒：“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与拾得的“过十年后，你且看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龙堂居士

曾国藩为活人写挽联的离奇爱好

曾国藩
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这么一段妙语：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

曾国藩就有汪处厚这样的癖好，他也写了不少“只恨一时用不上”的挽联，并为此而开罪了好友汤鹏。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居官问学之余，喜欢创作对联，尤其喜作挽联。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还要有一定的高度，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新近死去的亲朋故旧，哪里会有那么多盖棺定论的死者等着他“敬挽”呢？此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稍作变通，进行“生挽”——即给身边熟悉的活人预写挽联，以资练习。这种做法当然不厚道。但对提高水平，据说倒是助益显著。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地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

道光年间的一个春节，曾国藩正利用春节闲暇在书房中创作挽联，比他大10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地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汤鹏对曾国藩重重吐了口唾沫，拂袖而去。

不用说，这都是挽联惹的祸。汤鹏是湖南益阳人，字秋海，曾国藩的老乡，两人又都是重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一起做京官，过从甚密。挽联风波后，怒不可遏的汤鹏反目，与曾国藩割袍断义。

汤鹏聪慧过人，他22岁中举，23岁连捷进士及第，被誉为“凌轹百代之才”，“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认为“徒为词章士无当也”。其人性情傥易，不中绳墨，喜欢放言高论，目无余子，甚至连司马迁、韩愈都不放在眼里。汤鹏虽科甲顺利，官场却很不得志，“礼曹十年不放一府道，八年不一御史”，长年待职闲曹，终不为朝廷重用。后来更因事迁谪，“恃才傲物，谤口繁多”。

汤鹏的死也很是离奇。一天酷热，几个朋友聚在汤鹏家闲聊。有人偶然说到大黄药性峻烈，不可随便服用。汤鹏漫不经心地说：“那有什么？我经常服用它。”大家感到愕然，半信半疑。汤鹏大怒，立刻命仆人去药铺买了几两回来，马上煎服。喝了一半，朋友们担心出事，攘肩捉背，群起制止。但汤鹏坚决不听，坚持将一罐大黄全部服下，结果当天暴卒。好奇倔强到不惜生命的地步，实属奇人奇事。曾国藩在祭文中沉痛地说：“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即指此事。

对于两人绝交的真正原因，曾国藩自然也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了将有损他的道德文章形象。他在给汤鹏的写的祭文中，将两人断交的原因归结于汤鹏对曾国藩批评其著作《浮邱子》不满：“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

汤鹏的死，曾国藩为其送上的挽联是：
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至于这是曾国藩当时即兴写就，还是“生挽”的成稿，自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了。曾国藩后来的挽联创作日渐炉火纯青，他的全集中，收有其创作的挽联七十七副。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说：“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 对曾氏之联语评价不可谓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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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大帅！

苔殇。

学习了

傲雪冬梅

十六字令

                                                                                                

茶。

香气袅袅飘万家。

茶文化，

国粹誉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