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悲剧

良策22

                                                                                                                                                                                                             刘基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激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刘基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激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说起刘基的大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对于刘伯温，大家也许都不陌生，民间传说中都把他与“推背图”联系在一起，颇有一点神秘色彩。野史中有这样的说法：刘基在青田山洞石函中拿到四卷藏书，难以通解，遍游深山古刹，访求高人指点。遇到一派仙风道骨的老道士，就跪拜恳请指教。两人闭门讨论七昼夜，穷尽“壁中书”的要旨。临别之际，老道士告诫说：凡是天人授受，因才而异，从前张良、诸葛亮得到六成，我得到八成，如今你才得到四成，已经足以澄清浊世了。这当然是传说，姑妄听之而已。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十四岁进入学校读书，向老师学习儒家经书《春秋》，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拿着经书朗读背诵，却可以全书默写出来。后来投身科举事业，崭露头角，焦竑《玉堂丛语》说：“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末学者揭傒斯见到他，十分惊讶地说：此人是魏征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的人才。
元朝末年，他进士及第后，担任地方官，由于清廉正直，仕途颇为坎坷。在当时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奇人。首先是长相奇特，远远望去，简直一副“虬髯客”模样，一脸络鳃胡子，身材高挑而魁梧。其次是风格奇特，《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更奇特的是学问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过他的真正本领并不在此，《明史》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术，非其至也。”所谓“非其至”，意思说“阴阳风角”并非他的强项，他的强项在于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这一点可以从朱元璋那里得到证实，他一再称刘伯温是我的张子房（张良），有人说刘伯温有秘密传授的阴阳风角之术，他断然反驳道：伯温敷陈王道，经常用孔子的话来开导我，岂有阴阳风角之术的影子？
无怪乎当时的四川名人赵天泽品评“江左人物”时，首推刘基，赞誉为诸葛孔明再世。赵天泽是四川新都人，与同乡杜圭明都以研究《春秋》而齐名。后来他弃官游历江南，所到之处人们倒屣迎接。行省大臣为赵天泽接风，议论到江南人物时，赵天泽首推当时籍籍无名的青田刘伯温，众人始而惊愕，继而窃笑。事后，他写信给刘基：“萧何拔韩信，玄德师孔明，非信任之笃，则汦水之奇，八阵之妙，何由照耀后世？”因此后人赞誉赵公“深奇预识”。
朱元璋打下浙东，仰慕刘基的才学，与章溢、叶琛、宋濂一起被召到身边，尊称为“浙东四先生”。朱元璋召见四先生，问道：如今天下纷争，何时能定？章溢说：天道无常，只有德高望重、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刘基则条陈“时务十八策”，非同凡响。一天，朱元璋问郎中陶安：这四人和你相比如何？陶安说：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
确实，刘基的谋略多有过人之处，在南征北战中，运筹帷幄之功最多。当时的形势，陈友谅占据湖广，张士诚占据浙西，究竟先对付哪一个，议论不决。多数将领以为苏州、湖州富庶，应该先取张士诚。朱元璋征求刘基的意见，他力排众议，主张先取陈友谅，说：陈友谅劫持主公、威胁下属，名号不正，而且占据我方上游，应该先打掉他。张士诚是一个守财奴，陈氏灭掉以后，张氏孤立，取他犹如探囊取物。南方一举而定，然后北向中原，帝王之业可定。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史家赞扬道：“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朱升这样评价他：“学贯天人，才兼文武。”可谓知人之论。
由于他是浙东人，受到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排挤。明朝初年大封功臣，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刘基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李善长官居左丞相（即首相），刘基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没有多大实权，难以施展手脚。开国不久，他就向皇帝请求致仕（退休），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个中缘由是颇堪思量的。
为了都城的选址，朱元璋带领文武大臣到河南开封等地视察，指定左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留守南京。主张依法治国的刘基对李善长说：宋元两朝由于法制过于宽纵而丢失天下，如今应该严肃纲纪，让监察御史无所避忌地弹劾违法的官员，宫内的宿卫和宦官如有过失，应该请示皇太子依法惩处。几天下来，官员们对他的严厉颇为忌惮。这时，中书省一个中层官员李彬贪赃枉法，刘基准备严办，李善长对于这个亲信一向眷顾，主张从宽发落。刘基不同意，但他毕竟是总理政务的首相，不能置若罔闻。足智多谋的刘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写了一份奏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开封，请示皇帝的圣旨。得到皇帝的圣旨，他立即把正在参加祈雨仪式的李彬就地正法。李善长大为恼怒，等到皇帝回京后，抢先告状，说刘基竟然在祭坛前杀人，实属大不敬。怨恨刘基的官员，纷纷乘机弹劾。
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征求刘基意见，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几万人之多，阴气郁结。另外隶属于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措施，十天以后仍不下雨，狠狠地训斥了刘基。惹恼了皇帝和首相，刘基意识到，离去的时刻到了。正好这时他的妻子过世，便向皇帝请求“告归”。洪武元年八月，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告别政坛。
临行前，刘基就两件大事向皇帝提出忠告，一件是，针对皇帝有意把自己的家乡凤阳作为都城，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凤阳虽然是皇帝家乡，但并非建都之地；另一件是，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接受了前一点，对于后一点有所忽视，措置失当，让蒙古军队逃回沙漠，成为北方边疆的大患。于是乎，朱元璋恍然大悟，这位张子房式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就在当年年底，写了亲笔信，把刘基召回南京，给与丰厚的赏赐，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
朱元璋一如既往的信任他，视为心腹，每次召见刘基，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刘基也为知遇之恩而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前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他勇气奋发，当机立断，人莫能测。现在太平了，他所谈大多是帝王之道，朱元璋洗耳恭听。
皇权与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互相抑制，此消彼长。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慾极强的人，喜欢大权独揽，对于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有所不满，抑制的办法只有一个--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这种重大人事变动，是绝对机密，只能和刘基商量（因为他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一听要撤换李善长，立即表示反对。于是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束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这就好比要一匹劣马去驾车，我担心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提出的候选人都被一一否定，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先生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说明自身的弱点：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刘基而言，逐渐领悟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杨宪，洪武三年被处死；汪广洋，洪武十二年被处死；胡惟庸，洪武十三年被处死。难道刘基受到重用后，会是例外？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三月，宏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这两个人的离开政坛，对于朝廷而言是很大的损失是毋庸置疑的。早先在朱元璋心目中，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现在大局已定，难道就不需要像“萧何”、“张良”那样一言九鼎、力挽狂澜的大臣了吗？
他们致仕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表面上是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实际上是被罢官的。刘基则不同，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主动请辞。朱元璋还写信去向他请教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这是针对朱元璋“用法严峻”而言的，可惜没有被接受，史书对此有这样的感叹：“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不过朱元璋很有礼貌的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真的能够“朝入青山暮泛湖”吗？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从刘基的诗歌中读出了言外之意，窥探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第一阶段是元朝末年，他以“命世之才”自负，却“沉沦下僚，筹策龃龉”，所写的诗歌“哀时愤世”，流露出“几欲草野自屏”的心境。第二阶段是被召入朱元璋幕府以后，“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所写的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第三阶段是明朝建立以后，辅佐皇帝，运筹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可谓“得志大行”了，所写诗歌却是“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当年的飞扬意气荡然无存。钱谦益所说的“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反映的正是刘基激流勇退前后的心境，许多不能说的话都由诗歌表露出来了。
此时的刘基虽然“悲穷叹老”，却难掩嫉恶如仇的本性，怕招来祸水，索性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青田知县求见不得，化装成农夫再次前来，刘基正在洗脚，命小儿子把他带进茅舍，粗茶淡饭招待。来人告诉他，自己是青田知县，刘基赶紧起身，连称草民，拜谢而去，从此不复再见。
然而远离政治漩涡，仍不免于祸。孟森以史家独有的深邃目光洞察到这一点：“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激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这时，他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这一招果然奏效，激起朱元璋的猜忌，下旨剥夺俸禄。刘基惧怕带来大祸，立即赴京请罪，并且留在南京，显示自己的清白。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劣马驾车”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刘基在南京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显然是中毒了。这一情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
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指朱元璋）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
胡惟庸毒死刘基，在《明史》中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琏，很有才华，洪武十年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堕井而死，则是一个旁证。黄纪委撰写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写的更为具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遂白于上（引者按：上指皇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一月而薨。
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等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引申为毒药）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专家吴晗考证的结论是：“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倘若这个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
看来刘伯温先生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否则的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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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的人！:victory:

冰月

平平淡淡

图死走狗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