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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案已是“八年抗战”,物是人非,众多历史细节已经很难完整还原,但许多质疑的确无人回答。马刘勤和申会都称,当时一直有人告状,中央领导也批示过,山西省有关方面也查过,都没查出任何问题;
但沁水个别退休干部和永红矿退休老矿长王忠育却称,山西省财政厅的确下来调查过此事,但一个礼拜就撤退了,“他们官官相护,结果始终不公布”。
“沁和模式”
高层首肯却触犯人情潜规则?
2002年5月18日,“沁和煤业”在沁水挂牌;几个月后的9月,煤价陡起,山西煤矿迎来亘古未有的“黄金时代”。
2004年10月,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宣布,若以吨煤实现利润排名,沁和能源位居全国第一,比全国行业十佳首位的兖州煤业集团高出2.5倍。
同年,一份来自山西省委政研室的报告称:短短三年,沁和能源的净资产就从5000万增加到6个亿,并涉足到金融、服务、研究等多个非煤领域;三年沁和上缴税金3.7亿元,吨煤上缴税金是同行业的4倍多,其以沁水39%的煤炭产量,提供了全县财政总收入的66%;沁水县财政三年共收回资产置换和土地使用权租赁等各项资金12500万元。
这种“双赢”,被山西高层称为“沁和模式”。
彼时的吕中楼已经辞去北京的工作,却“挖来一堆文人挖煤”。其团队有博士5人、硕士3人,平均年龄40岁,除了管理人员,其中最珍贵的是深谙资本市场运营的资深人才。其得意之作是沁和成功收购晋城城市信用社51%的股份,后来又争取到美国摩根士丹利1.5亿美元投资。
正因为大量融资,沁和有实力大量兼并小煤矿,为各矿缴纳资源价款3亿多元,并进行机械化改造;沁和甚至投资4亿多元参股兰花集团,资产出现了几何式膨胀。
相对于沁和董事会的高知团队,沁水其他乡镇煤矿则在煤价低落时大多包给温州商人承包经营。沁水县政协委员长张丑堂去年写了一篇社情民意,题为《引进来的煤老板已成一大公害》。张丑堂承认,他说的主要就是承包经营的外地煤老板,并不包括吕中楼这样的北京团队。
2004年,博士吕中楼也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企业家”、“晋城市十大青年企业家”。
2005年3月30日,素以改革派著称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在沁和调研。他认为,沁和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一大批高学历、高智商的人才,“这在山西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特别是在煤炭行业”。
尽管高层首肯,但这场“看似充满瑕疵”的改革还是争议不断。从2001年底开始,状告三矿一站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举报曾有三次高潮,近期的网帖是第三次。
按照马刘勤的说法,改制“触犯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
因为沁和一成立,北京股东们不允许任何人“不掏钱拉走一车煤”,也拒绝社会各界向企业摊派任何东西;所有采购均是招标,这导致采购成本直降30%,比如液压支柱,竟然从每根1350元直降到900元,靠回扣推销的产品没了市场。
杜绝了人情采购、人情用煤,也就“没有了人情”。永红煤矿工会主席张国胜说,博士们的做法“从内行看是科学管理,外人看则是不近人情、不会办事”“不懂潜规则”。
过去,企业进人调人,矿长只要同意就行;和矿长有关系、送了礼,安排子女上个班稀松平常。但现在不同了,人才开发部按制度管人,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拒之门外。
吕中楼的堂兄吕满楼,原在沁水发电厂上班,因为发不了工资,找堂弟要求进沁和上班,吕中楼硬是不答应,“他肯定有这个权力,但他不愿意违反规定”。
永红煤矿的工会主席张国胜说,有十几个职能单位能管着煤矿,平时去这些单位办事,他们“怪话比较多”,什么“你们是上市公司,找我们干什么”,骂骂咧咧“拉点煤不行,吃个饭不行,安排个人也不行”,总是不停刁难。
“你说,是沁和2008年的3.6亿税收贡献大呢,还是其他煤老板给干部的那点好处贡献大呢?”
沁水政协委员张丑堂说,有人曾向他反映,“引进来的煤老板”出手大方,“凡到煤矿检查,老板都要发误餐费,一般干部500元,有权势的1000-3000元”。
沁和董事局秘书刘军民也提到,沁水县好多中层干部都对沁和不满意,“我们经常提醒吕总请人吃吃饭”。
“堵矿”风波与“内退”事件
2005年,吕中楼和沁和被媒体一骂成名。 据当时的山西媒体报道:2005年6月3日上午8时,永红煤矿20多名内部退休人员占领了该煤矿的井口;进入控制室,切断提升皮带电源,矿井被迫停产13天,造成经济损失上千万。
永红煤矿一位退休职工辩称,当时“参与堵矿的职工有上千人,不是20多人”。
满脑西方经济学的吕中楼和他的“博士团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一时束手无策。
群众的不满源自“退股”。早在1997年,永红煤矿建设了永红洗煤厂,总投资2300万,其中永红职工520个职工在矿长号召下入股172万。沁和公司成立后,决定将股金退给职工,借口是“有限公司由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建设;520名职工入股违反了《公司法》”。
永红职工对此坚决反对。最后,沁和把这部分钱分户头存入银行,把存单交给职工,算是完成了退股。
永红职工认为强行让职工“退股”不合理,要求“分红”等等。对此,晋城市长夏振贵作出批示:“沁和的改制是正确的,市政府坚决支持改革,任何影响生产和安全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最后,对峙双方达成妥协,堵矿职工撤离;沁和对永红职工的入股按3倍补偿,即入股2000元给6000元。
网帖称“在职工上访、停工时,采取恶劣手段,寻求有关领导支持,出动警力镇压工人”。南都记者了解到,沁水警方的确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了赵社会、焦金虎等5名堵矿者,“后都判了缓刑,工资照发”。今年,赵社会已经离世。
此间,全国数家重要媒体对吕中楼和沁和展开“新闻大战”,沁和的改制第一次被翻出来细细审视。
媒体发现:沁和成立后股权结构多次调整,国资比例从25%降为18.75%;让沁水“看到上市希望”的北京和平从股东名单上消失,出现了持股35%的首都控股,中国大通、北京润新也都降为15%和7.5%。
按说,只要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变化就毫无障碍;但这一切,却被严重质疑。
吕中楼当时的解释是:和平公司把股份置换给首都控股,是因和平公司正在酝酿发起民商信托公司,需要首控帮忙批手续;而沁和能源之所以让首控持股35%,成为最大股东,是因为沁和能源在沁水新获得的36平方公里资源是首控帮助批下来的;他正力邀加盟的中信集团,是因对方能够搞到车皮计划。
这种逻辑,后来被媒体评为“从这场盛宴中分一杯羹,关键是要拥有某种很少人具备的特殊能力”。换言之,要有以公共资源换取经济私利的本领。
与吕中楼的话一起被广泛诟病的,是申会著名的“烟灰缸理论”,当时名噪一时。
山西一报媒的老总则回忆说,当时的报道高潮后来“被上面紧急叫停”。
而对今年7月这次网帖举报,永红煤矿的老矿长王忠育分析说,肯定是因为“内退人员的工资问题引发”。
一直以来,国企内部一直存在着可以提前5年“内退”的制度;而煤矿因是重体力活,执行的内退年龄一般比国家规定早5年,即男50岁、女45岁内部退养。
地处山区,经济落后,矿区子弟多在父母上班的矿山就业;因岗位有限,父母内退的最大社会功能就是“给子女早点腾地方”。
永红煤矿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岗位(工人)或职务(干部)工资;俗称奖金的效益工资。岗位职务工资高则1780元(矿长),低则620元(普通职工),差别并不大;而奖金的额数则远超岗位、职务工资。
对正式退休人员而言,享受的是社会养老,和企业无关;最惨的是内退人员,只能领岗位职务工资,而奖金一分没有,比如永红煤矿的普通职工内退,就要领10年的620元工资,“内退后,所领工资是原来工资加奖金的30%左右”。
2007年4月,因效益较好,沁和开始给内退人员发放30%的奖金;去年5月又被提高至80%。
多发钱是好事,但却迅速引发200多名“双退人员”(即先内退,后又正式退休)的不满。他们要求补发他们在内退10年中80%的奖金。
有理无理暂且不论。200多名“双退人员”先到沁水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今年1月下达的裁决书显示:200多名申请人却只留下了33人,其余的160多人“2008年12月3日向我委提出撤诉”。
“我们没有申请撤诉呀”,这160多人惊奇地发现,撤诉申请上签的全是儿女的姓名。这160人随后听说,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单位部门领导“不把老人劝回来,就下岗”的威胁。
对这个说法,永红煤矿工会主席张国胜认为是无稽之谈,“那33个没撤诉的,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下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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