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断层与文化断层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杨振高

所谓的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以及《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了一些所谓的著名的“疑古观点”。一百年过去了，都没见有历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学大师回答他提出的这些所谓的著名疑古观点。

第一个问题：“古史层累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解释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认为中国先秦以前甚至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很多历史首领人物以及他们的道德品行都只是后来的学者虚构的神话传说以及虚构的人物，越往后中国的历史首领人物越多。其实他根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社会发现的方向是:“从愚昧向进步发展、从原始向文明发展、从没有文字向有文字发展，没用礼乐向礼乐发展。 ”上古时期有巢氏、燧人氏时期文字还没用出现，很多时期记载要考传说和神话来传承，一代代的口传心授上古时期的首领人物就变成了神。伏羲女娲时期虽然创造了文字与简单的数字，但是大部分文字以及数字没有出现，所以很多历史都记载在神话传说以及伏羲发明的八卦之中。黄帝时期文字与数字已经大量出现，所以中国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的。从黄帝时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大战乱的发生，黄帝大战神农、黄帝大战蚩尤。而夏朝的建立也有战乱发生，以后的改朝换代成为商朝与周朝都有大的战乱发生。而到来春秋战国中华战乱更是频繁，秦朝时期为了统一六国的战争更是激烈，而秦朝末期的战乱，也导致了很多历史记载的断层、流失。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国文字一脉相承，但是却经历了很多次的文字变革，从商朝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使用自己的文化与文字（如商朝与周朝的文字就是不一样的），秦始皇更是统一了中国的六国的文字”。所以战乱、改朝换代、以及文化与文字的变革都造成了中国历史记载断层、流失与文化记载的断层与流失。

当然，凡事都有两方面。春秋与战国时期周王朝的统治下降也使得诸子百家的学问与思想得以出现而使得不少先朝早起思想与政治人物得以重见天下。战国时期一些大官为了流芳千古，吕不韦曾经下重金召集天下的能人隐士写出了《吕氏春秋》，这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次显献与传承，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了《淮南子》，这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又次挖掘与传承出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大断层和损失，而项羽灭秦也进一步导致中国历史和文化损失。西汉与东汉建立后朝廷不断的下诏征集天下的图书，所以很多的先秦文化与先秦政治人物得意重见天日。顾颉刚思想简单呆板，而且学术浅薄、其思想不懂得思考与转变，这就是他拼命“疑古”的原因。

顾颉刚怀疑大禹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大禹是古代九鼎上铸造的一种动物”。他还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祭祀龙王事相类似”。其实这都是他的“个人奋兴、人性发达”所至。中国古代确实有“祭祀水神以及祭祀龙王，求其风调雨顺以及江河大海平静、不要危害人间的传说。”其实中国从上古开始就有不少的部落首领、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及帝王开始与自然灾害抗争、搏斗，尤其是洪水。传说伏羲和女娲就是洪水之中的幸存下来的部落首领。《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娃（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狡虫死，颛民生。”女娲的时候，人民就在其率领下就开始治理洪水，后来共工也治理过洪水，所以洪水的治理并不是大禹的时候才出现的。尧舜的时候中华还有严重的洪水泛滥，大禹的父亲鲧就是因为治理洪水失败而被杀。所以上古时代因为大量文字还没有出现，或者说文字只是少数首领及其亲信、大臣（后人称之为贵族）才懂，所以广大的人民大众就把中国上古时期治理洪水的首领神化变成为“龙”，所以才有“龙可以驯服江河湖海的神话传说，龙是江湖湖泊以及大海的主宰”。而且中国上古时期部落的首领以及后来的五帝时代的帝王都是起源于蛇龙图腾信仰的“龙族”。



“鼎”在商朝以及后来的各个朝代都是帝王等高级贵族的陪葬品，鼎纹饰有云雷纹（风雷纹、龙蛇纹）、饕餮纹（龙纹中的一种）、龙纹、夔纹、虎纹等。从考古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鼎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鼎”应该会更加宏大和更加精美。“九鼎”后来代表了皇权的正统和中国的古代九州。从古代中国的那些帝王墓出土的鼎的图案就可以知道古代的鼎代表了龙、代表帝王。所以“九鼎”和“伏羲八卦”一样的贵重，九鼎的纹饰应该包含有中国上古与三皇五帝时期的九个著名部落首领和帝王的图腾信仰文化。



顾颉刚在其写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具下列诸项。”

(一)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顾颉刚认为“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女原}，任、宿、须句出于太{白皋}。{郯}出于少{白皋}，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见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决不能胡乱承认。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商出于玄鸟是正确的。”《史记.殷本纪》记载 ：“商朝的祖先是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而据史书记载：“帝喾的爷爷少昊（玄嚣）的部族就以玄鸟为图腾，玄嚣娶妻凤鸿氏后才改以凤凰为信仰图腾。”而任、宿、须句出于太{白皋}。{郯}出于少{白皋}，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这是因为以后的帝王封先朝的残余贵族血脉于这些地方所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是这些三皇五帝的发迹之地，后来的帝王将三皇五帝的直系或者支系血脉后代封在这些地方以祭祀这些祖先或者说守护这些三皇五帝的陵墓。《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楚、夔出于祝融”的意思是说：“楚国、夔国出于祝融。”根据史书记载是正确的。《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楚国上古时期的祖先是炎帝，黄帝与炎帝是同一个祖先少典。火正（祝融）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官，主要管理火的使用以及引导人民走向光明、融合。这样重要的职位只有帝王的支系贵族才可以担当。中国上古时期的燧人氏（及其后代炎帝）也是发明了用火所以才成为部落的首领。祝融，号赤帝，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南方神。有文献记载最早的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黄帝的后代祝融是黄帝统一了炎帝后继承炎帝的后代祝融的官职。所以五行八卦南方才代表“火”。

(二)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顾颉刚说：“我们读了《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以为中国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时规定了，又读了《禹贡》、《尧典》等篇地域一统的观念更确定了。不知道《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耻”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四方之国——已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我们看楚国的若敖、{虫分}冒还是西周末东迁初的人楚国地方还在今河南、湖北但他们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郑但竟是“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那时的土地荒芜如此，那里是一统时的样子，自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到战国时郡县制度普及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顾颉刚认为“《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耻”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其实是对古代文字的了解的错误。尧时期的交耻（南交）其实是指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东南的百越之地。舜时期的“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中的“交趾”其实就是指古代生活在东南一带的百越民族，古百越各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南一带一直到越南的北部甚至中部。还有史书记载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也是出自古百越族，古代的人称上古时期的伏羲为“泰帝”。所以尧舜时期的道德或者说影响力到达交趾之地以及交趾人民之中是可信的。

顾颉刚认为“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其实他的了解也是错误的。了解中国古文字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字力求精简，尤其是数字，只是说个大概，如几千公里写成精简的文字就是千里。顾颉刚认为商朝版图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简直是学术浅薄。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可以知道夏朝的时候其领土已经达到了现在的浙江一带。所以商朝的领土也是不小的。近代的考古发现也为商代的疆域和影响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考古发现“商代的文化分布所及，北到辽宁的喀左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西到陕西直到甘肃。西南至四川（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铜器就是商代时期的）。南到湖南石门、宁乡，东南到江西清江，东到大海边的山东海阳”。

(三)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顾颉刚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合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实沈原是星名，却也是高辛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鲧化为黄熊而为夏郊。此类之事举不胜举。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

《国语·鲁语上》记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神农）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史书与古书上尝尝记载出现“社稷江山”。“社”就是中国的土地之神，而“稷”就是中国谷神，所以社稷就是指土地与谷物、指江山。中国上古时期有个部落首领（王）名叫共工，《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中国最早的水师（就是出自共工氏）。管子·揆度》也记载 :"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夫下。"后土确实是共工氏的儿子，他之所以被封为“地神”受到后人的祭拜，不仅是因为他的祖先“共工”是部落首领，还因为后土能够平定九州。而后来的黄帝以及帝喾时期加封后土为“土地之神”以及设置后土的官职（土正）以帮助黄帝以及帝喾平定九州。周朝的祖先是稷，名弃。弃继承神农氏的儿子柱殖百谷百蔬的聪明才智以及夏朝的兴盛，还曾经被尧帝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继位后说：“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谷）。”于是封弃於邰，号曰后稷，稷有功德于陶唐、虞、夏（尧、舜、禹）三代，所以后来的帝王就封“稷”为谷神，故祀以为稷。

而至于顾颉刚疑惑的“实沈原是星名，却也是高辛氏之子。”那是因为三皇五帝时期很多帝王以及贵族都和天上的恒星与星座相匹配。读过中国历史记载的“天文”就会知道这些知识，所以古人才称皇帝为天子。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帝喾）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 ，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故参为晋星。”意思是说：“昔高辛氏帝喾有二个儿子，长子名閼伯，次子名实沉，两人都居住在广大的森林之中，两人不和睦，经常开战，相互征讨。后来帝喾快要驾崩，于是迁閼伯于商丘，主辰星。商人就是閼伯的后代，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 ，主参星。唐人（山西一带的人）就是实沉的后代，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



顾颉刚认为：“人与兽混合，不合乎史实。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 “罔两”是古代川泽山林传说中的一种精怪、神魖。《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龍”。“夔”是传说中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夔纹”是一种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商周青铜器上的“夔纹”，似龙非龙，似蛇非蛇，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足怪兽，据说这种怪兽一出现，不是风雨来临就是大旱。古人把它铸刻在青铜器上，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夔纹，其实也是所谓的云雷纹（卷曲的“龙蛇纹”或者称之为“风雷纹”）演化而来，有些夔纹有龙头蛇身虎尾，而有些夔纹有龙头虎身。所以“夔纹”其实就是集合了龙、蛇以及虎的古代帝王贵族的图腾文化。所以“夔纹”才会出现在帝王贵族的鼎以及玉等贵重器物上面。“夔”其实不是只有一角、一足，只是铸造的模板刻画青铜器的图案的时候将另外一个角和足给隐藏了或者说省略了，学过艺术绘画和刻板绘画的人都知道这些简捷绘画常识或者说写意手法。《吕氏春秋·察传》记载：“鲁哀公问於孔子说：‘乐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说：‘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古今之人把“夔”了解为只有一足、其实是对舜帝说的话了解错误，舜帝说：“吾有一夔，足已。”意思是说：“夔为典乐，教稺（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不）相夺伦，神人以和。”所以舜帝才感叹说：“吾有一夔，足已！”舜帝时期夔为典乐官员，主管礼乐。“乐正”就是后来的主典音乐的官员。 所以夔纹在青铜鼎上既是“权贵”的纹饰也是“礼乐”的象征。



顾颉刚疑惑：“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其实“饕餮”的图案就是“龙头”的图案，古代那些所谓的金石学的学者把龙头的图案称之为饕餮、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缙云氏是炎帝之苗裔，其有个不才子，就算这个炎帝的后代如何不成器，他也是炎帝的后代，也是龙族的后代，所以把他称之为饕餮也是可以的。后来“饕餮”变成了“不才子”的代言词。《吕氏春秋·先识》记载说：“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意思是说：“周威公去世，九个月不得下葬，周朝由于周威公的两个儿子（两个不才子）争位，久久不得下葬，周朝也因此一分为二。周鼎著上龙头却没有龙身（把龙的权力一分为二，鼎在古代代表权力），害人害己，这就是 “报应”（周威公生了两个不才子，所以才得到九个月不得下葬的报应）！有道之人的言语不能不重视。也是因为这样，秦朝的金石学者才把有龙头没用龙身的鼎的图案称之为“饕餮”。因为周威公的两个不才子的长久争斗，导致周朝大量的人员死亡，也导致了东周的进一步分裂，更导致了东周的更快灭亡。这就比喻成为“饕餮吃人”。

上古时期名字重复还有一个原因，在上古时期伏羲和仓颉首领虽然创造了文字，但是上古的时候文字还是很少的，这点从夏朝的考古发现的文字可以知道。直到黄帝以及其大臣仓颉的后代仓颉再次创造文字，中国的文字才增多，所以文字的发明与创造并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全部创造出来的。它随着古人智力和社会发展的不断发展。所以古代有不少同名同姓的人，也有不少的部落贵族为了尊敬和纪念祖先而使用祖先的名字。如史书记载出现了几个不同年代的“共工”，几个“女娃”（女娲），几个后土，几个祝融；而且五帝时期的帝王还喜欢用上古三皇时期的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的名字为后来的官职。“祝融”就是好的例子。这就使得后人容易把三皇五帝时期的官职与名字混淆。

顾颉刚认为：“古史人为的把兽与神混合，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鲧化为黄熊而为夏郊。不足以信。”《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颛顼为五帝之一。而黄帝次子少昊（玄嚣）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方天神。《帝王世纪》说少昊嬴姓，名挚，号金天氏，又号青阳氏。颛顼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黄帝打败炎帝后昌意被封于西戎。所以秦国的祖先与黄帝有血脉联系是有迹可循的。白帝就是少昊，而不是仅仅因为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八卦之中西方属白虎，而“虎”的图腾也是黄帝的图腾之一，所以西方帝王的祖先就是白帝少昊。“鲧化为黄熊而为夏郊”。“夏郊”既是指祭拜夏朝的祖先鲧的一种礼仪，也是指夏朝建立时候的郊地。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都有帝王举行这种祭拜的仪式。意思是说：“鲧治水失败被杀，其魂魄化为黄熊，而他被杀的地方为夏郊”。鲧是黄帝的后代，黄帝是伏羲的后代，从史书记载两人都是“有熊氏”就可以知道这点。有熊氏，也被称为黄熊。鲧虽然治理洪水失败被杀（或者说牺牲），但是他也是有熊氏的子孙，对夏朝的建立是有功的，因为他生了一个才能出众的儿子禹。夏朝建立就开始举行“夏郊”的祭祀典礼。从《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帝喾）长子閼伯是商朝的祖先”可以知道夏朝与商朝是一脉相承，出自同一个祖先。而周朝的祖先也是帝喾。以后的朝代继承了先前的朝代，所以都会祭拜先朝的祖先。这就是《国语·鲁语上》说的：“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肆患则祀之。”意思是说：“有圣德的帝王制定祭祀：道法施于民则祀，死于勤劳政事则祀，以劳苦定国则祀之，能抵御大灾则祀之，能扞灭大的肆虐、祸患、祸害则祀之。”



平常人对于祖先，三代内是最亲的，七八代后就有点疏远了，十代以后更是疏远；帝王对于祖先，七八代内是最亲的，十代以后开始疏远，十几代后更为疏远。所以商朝、周朝以及秦朝距离自己的共同祖先炎帝与黄帝甚至炎帝与黄帝的祖先越来越远，就会出现顾颉刚认为的商、周、秦各朝各代各有各的始祖。顾颉刚不管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自以为自己的目标很高尚。其实根本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对于历史记载与诸子百家的记载我们应该信其大部是正确，少部分由于年代的久远、个别史家或者诸子百家判断错误以及其它的一些原因，可能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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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与传说的交织。历史断层与文化断层，如同河流的分叉，虽有时断裂，却也在新的土壤中孕育出新的文明。顾颉刚的疑古观点，虽未得全面回应，却激发了我们对历史真实性的深思。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启示。我们应以此为鉴，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让历史与文化的长河永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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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长河，文化似繁星。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揭示了历史记载的演变与叠加，犹如层层叠叠的云彩，映照出不同时代的认知与想象。文化断层虽显，却也在断裂处孕育新的生机。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不仅是记忆的延续，更是智慧的沉淀与创新的源泉。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探寻历史的真相，同时珍视文化的多样性，让历史与文化的长河永远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