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高一历史课，老罗讲了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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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春天（油画）朱广波
　　我第一次知道海德格尔是在高一老罗的历史课上，今天没什么希奇，但那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那节历史课有点尴尬，之前我们投诉了他，被投诉的他在课堂上突然抬起头来讲起了海德格尔。老罗讲了海德格尔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住了这个哲学家的名字。
　　我们称老罗为老罗，他其实是个小杆子，刚从一所很有名的师范学院毕业出来。他这样的毕业生，本不应该到我们这样的乡村中学来的，不知道为何居然分了来。老罗的性格有点内向，给我们上课也不让班长喊起立，只是向我们点点头就开讲。开讲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或者开不开讲我们都不存在，因为他只管对着备课本说话，说的什么也只有第一排讲桌前的那几个人能听清。一节课他偶尔也会抬头扫我们一眼，但大多数时间里他的眼睛只在课本和讲义上移来移去，有时候看着课本愁眉不展，干脆不说话。下课铃一响，不论他嘴里的那句话有没有说完，他都会说：“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老罗宣布下课的声音比上课的声音要高，但大约也只有前几排的人能听到。宣布完下课，他会仔细地收拾课本、讲义，在反复检查没落下什么东西后走掉。离开教室，他还是如前来上课的时候一样，淡淡的，是一种忧郁又轻松的孤独。如果接下来没课，他会低头走向我们教室后一排房子的那间政史地办公室，有课的话，他就径直走到下一个班级门口站在走廊上等。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看看天，有时就摆弄自己的手指头，他的手和他的脸一样，给人一种隐约的伤感。
　　我们极度失望，觉得历史课索然寡味，还不如初中时在社会发展简史课堂上听老师给我们说人类与大猩猩的区别。老师说人类与大猩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可以制造并使用工具，孟祥敏立马说不对，我们家狗能替我们家人开门，于是孟祥敏站在了教室的后墙根听课，我们觉得特有意思。现在，罗老师一堂课都在自顾自地说话，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话声音那么小。为这个事，我们第一次找班主任，班主任说罗老师刚毕业，紧张，他学问大着哩，你们要耐心；第二次找班主任，班主任说行我找罗老师说说，让他上课声音大点儿。隔了几天，罗老师在课堂上果然能让后面的人听清他在说什么了，但大约只十分钟不到，他又自言自语去了。要命的是，他始终不看人，不理我们，就当我们全班人是空气。他说啊说啊，眼睛在课本与备课讲义间扫来扫去，撑住讲台的左臂在微微颤抖，颤抖颤抖，我们都觉着他是在与讲台过不去，只有王八一坚决认为老罗是在与自己过不去。
　　我们不再安安静静地听课，开始睡觉，窃窃私语，看各种小说。我就在老罗课堂上重读了赵本夫的《卖驴》还有《“狐仙”择偶记》，从孟祥敏的手里抢来了一本《十月》，那上面刚好有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也是在老罗的课上看完的，梁三喜让我热血沸腾。对我们的这些操作，老罗不管不问，任由我们，他自己只在那儿窃窃私语。我上课看小说投入得很，据王八一说，老罗其实也会偶尔抬起头来看我们，但只要有人这时候也抬起头看他，目光一接触，他立马把头低下又自言自语去念讲义了。终于有一天，学生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嗡嗡说话，把我直接从小说里拽了出来。我抬起头四看，教室里奇形怪状，但老罗旁若无人地念自己的讲稿，上下嘴唇不停地翕动，像极了和尚念经。这时下课铃响，他抬起头来，似乎有些难为情，但瞬间又平静成那种既忧郁又轻松的孤独样子，仔细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又动了下嘴，应该说的是“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然后走掉。
　　有一批人主张向学校要求换老师，有一批人表示无所谓，还有少数几个人反对换。反对换的人中有我和王八一，我的理由是老罗课上有种东西其他老师没有，其实我还有个私心就是在老罗课上可以看小说，王八一的理由是老罗极好的你们懂个屁。但换老师的动议还是占了上风，最后的决定是投诉，于是班长代表全班起草了一封措辞慷慨激昂的信给校长。校长没有回信，但显然找了老罗。因为隔一周再上课时，老罗破天荒对我们笑了笑，很温和，破天荒第一次抬起头来面向我们讲话，只是眼神不在我们脸上，直接到了教室的后墙上。他不知望着后墙上的什么东西说道：“校长说你们给他写了一封信，把我表扬了一番。”他顿了顿，“很惭愧，我知道你们没表扬我……我想时间长了会好，希望同学们给我时间。”他这一番解释让我们立马觉得对不住他，有几个女生还转过头来往班长那个方向看了看。
　　随后我们上课，就在那节课上，老罗给我们讲了海德格尔、萨特，还有几个名字。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一定提到了时间、历史、存在之类的，我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有闪耀的神采。他的语气坚定，果断，有力。他的脸变得生动，脸上写满向往，他的忧郁又伤感的气质更加迷人，班上好几个女生张大了嘴巴，我觉得哲学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那节课余下的时间，老罗没再低下头看讲义和课本，可能讲义上面也没写，他滔滔不绝地讲，根本停不下来。记得下课铃响时，他正在说“哲学是人类的灵魂”这句话，没说完，他还要说什么，但下课铃响了，他照例说了句：“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之后收拾东西，仔细查看，走出教室。他的声音依然不大，人也不慷慨，但我们这次听得清清楚楚。
　　也就只有那一堂课。再上课，老罗又回去了，他自顾自说话，不管我们内心的焦急。不过老罗还是多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以前只是左手撑着讲桌，低头，眼望讲义与课本，现在是左手照例撑讲桌右手拿着粉笔开始不停地在讲桌上写东西，很认真，写得很快，不停地写，边说边写。他写的内容就是说的内容呢，还是固定写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下课后老罗离开教室，讲桌上就剩厚厚的粉笔灰，只在讲桌的边缘还留着他划下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
　　奇怪的是，我们再没人写信给校长干扰罗老师自己的世界，我们容忍了他课堂上的自言自语。前几排的同学曾零星地记下些他课堂上的话，他经常会说，这几句划下来，这是核心概念。但吸引我的是老罗对某些课本内容表述的评价，听到的人说，他在念了一段文字后总有评论，比如他会说，“这个表述应该认真讨论”，“这种判断没有逻辑支撑”。他在讲台上写的是这些内容吗？不知道。
　　后来有其他老师来听课，再后来校长也来了一次，老罗始终如一地说与写，偶尔抬头看看我们，后面那些听课的好像不存在，他从始至终都没看那些听课的一眼。我们很安静地听讲，勤奋努力地记下他强调的课本上的句子，但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会发生些事情。
　　期中考试结束，我们的预感应验了，老罗不再来给我们上课。新的历史老师是个女教师，声音激昂尖脆，喜欢板书，字又大，一堂课，黑板都不知道被她擦过多少回，最后谁也不知道她在上面都写过什么，说过什么。她还喜欢大段大段地朗读课本，中间会突然停下，对着我们要求：“划下来，这个很重要！是重点！”这些重要或重点实在太多了，每堂课我们都有因为背不出她上堂课强调的重点内容而站着听讲的人。有人开始后悔，说还不如看罗老师忧郁的脸。
　　但罗老师不太可能给我们上课了，我们看到他独来独往地坐在学校图书室里。说是图书室，里面没几本书，且都是让人提不起兴趣去看的书。图书室自从有了老罗，天天开门，就是没见有人进去过。我们班有人去看过他，去了倒也没话说，学生打招呼他就像平时走在路上一样礼貌地回应，并无别样的表示。所以大家也就不去了。他一人在那儿，开门关门。有一次我经过那里，顺便拐进去，他正看一本书。我叫了他一声，他合起书抬起头，用有些忧郁又礼貌又淡然的眼神回应并点了一下头，算是招呼，然后又打开书低下头去。他显然不记得我，只知道是个学生，我看到他看的书名是《形式逻辑》。
　　放了寒假又开学，校园里就没了老罗的身影，那个图书室又像以前一样大门紧闭了。我们刻意去跟班主任打听，他也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去了很远的一所初中，那儿与河南交界。转眼高三毕业，高考结束后的一次班级聚会上，我们又听说他似乎回到了自己家门口的一所乡村小学。又过了一年，有人确凿地说，他辞职了，他的老父亲被他气坏了，见谁都叹息说不该让这个逆子读书，放着好好的一个月几十块的公家钱不拿，不知上辈子造了啥孽。
　　那个时候，我的直觉，老罗一定遇到了什么，他有了别人进不去的空间。这个空间他不是不想开放，是他不知道如何开放，或者开放了别人也进不去。没人能帮他，他需要时间。可是，生活似乎太急躁，容不得任何一个与众人不太相同的人，老罗就只能有些忧郁与孤独。当然，也许我想到的这些都不对。
　　1987年，老罗去了深圳的南山，现在是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