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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日报 2007-05-30 ■ 蒋廷瑜
层峦叠翠铜石岭
编者按:从贵港罗泊湾汉墓和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翔鹭纹铜鼓,铜凤灯、魁、盘和鎏金圆牌等大量制作精美的铜器来看,一方面说明了广西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南越国冶铜、铸铜的精湛技术。据考证,岭南地区在秦以前已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
那么,这些众多的铜器又是在哪里铸造的呢?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说到,南越王赵佗曾在铜山“铸铜”。一个“铸”字提醒我们,古人在铜石岭不仅采掘铜矿,就地冶炼,而且还就地铸造铜器。
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我们文物考古队开始对玉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据当地群众传说,在南宋时期有个叫段红玉的人在铜石岭上炼过铜,现今岭上还有铜渣。又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当地领导组织群众上山找过铜。
我们到达铜石岭之前,434地质队民安施工组已在那里钻探铜矿,知我们做考古调查,主动向我们提供了铜石岭冶铜的科学资料,并协助我们踏勘,使我们能深入到旧矿井中去观察。我们除在铜石岭西侧发现三处铜炉渣堆地点外,还在狗统岭和爬爪岭各发现一处铜炉渣集中地,并对其中的一处进行了试掘。
铜石岭又叫铜石山,“民国”《北流县志》说:“铜石山,县东二十里,层峦耸秀,石皆紫色,南面整齐无边,亭亭如伞,又名朗伞石。大小二山,远望一大者,高数百丈。山顶宽平,上有灵池,四季不涸,有稻田十余亩,别饶风景。初唐建铜州,是从此山名之,洵县城下游之砥柱也。”
站在十字铺的公路上遥望铜石岭,很像一座大屏风,耸立在圭江东岸,看上去很陡峭,在苍郁的林木间,一座座花岗岩滚石挺立天外,奇形怪状,咄咄逼人。
采矿冶炼一条龙
铜石岭地表大部分是黄土层,近顶部是砂岩石环山,石壁间异常陡峭,只有岭脚部分比较平缓。地表散布着小量孔雀石。据地质队化验得知,废铜渣中所含金属成分:铜2%、锌19%、铅10%。废铜渣中所含的铜量相当可观,比一般的工业要求高出三四倍,一般工业要求0.5%就够了。遗址内凡矿渣较多的地方,草木均稀少而且萎黄。证明地下有不同成因类型和产生不同层位、矿化不一致的原生和次生淋滤铜矿。
当时发现古矿井五个,都已被泥土填塞。434地质队打开一井,在井内深2米至23米都发现有梨木支架,支架木长80~90厘米,直径10~15厘米,架距约80厘米。
在狗统岭南面山脊开了一条260×50厘米的探沟,发现残炼炉两个。证明铜石岭是一处古代冶铜遗址。
1977年底,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复查,1978年1月和3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杉木山和麻风寮二地布方,开了6条探沟,揭露250平方米,发现古代炼炉14座,排水沟两条,灰坑九个,采集到铜矿石、炼渣、铜锭、木炭和陶风管、陶瓷碎片等。
炼炉炉底深入生土层,密布于山坡上。炉群靠山顶的一方修有排水沟。炼炉为圆筒形,炉壁由黏土掺和石英砂和稻秆等耐火材料筑成,向山下的一方开有流口,流口外有化铜池。每两座炼炉成一组,流口斜向相对,共用一个化铜池。铜矿石(孔雀石)含铜2.85%,铅1.159%,锌1.92%,铁3.72%,硅77.88%,这种矿石,只要同木炭一起加热,就可还原出铜。铜锭含铜96.64%,铅0.142%,砷0.3%,锑0.685%,而炼渣中含铜0.65%,铅1.58%。说明其冶炼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风管多为圆管形,用黏土、石英砂掺稻草制成。燃料用木炭,没有发现煤。冶炼时加石灰石作溶剂。从风箱的鼓风量推测,每个炼炉的一次产量约为0.9公斤,每天按工作20小时计,能生产铜18公斤;年工作日假定为180天,产量当为3.2吨。
1992年4月,我们到塘夹村南的一条冲沟内,还采集到支撑矿坑的横梁木和捶打木桩用的木槌。1997年2月,我们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吉开将人去考察时,在一冲沟边还发现了一座残存的炼炉。同年3月,我们陪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邹兴华馆长上铜石岭,在铜石岭北侧的狗统岭顶也采集到炼渣和残风管,同时还发现两个直径36厘米,深36厘米的圆形石臼,可能同捣碎炼铜原料有关。
铸造铜鼓何处去
我们每次到北流,都要参观博物馆。北流博物馆以收藏古代铜鼓和宋代陶瓷窑址遗物为特色。
北流是历来出土古代铜鼓最多的县。从历史文献来看,北流县境内很早就有铜鼓出土。据清光绪四年(1878年)《北流县志》载: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就有渔人在铜鼓潭中获铜鼓,送给本县醮楼;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又获得一面铜鼓,献给广西巡抚;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石一里庞陂上里许溪边水潦冲激,出一铜鼓,乡人移入泗洲庵,以为更鼓。当时平陵里新圩玉虚宫、禄厚村三教堂、沙埒村护龙寺三教堂、水涌村宝兔庵均有铜鼓。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初二日卞一里乡民掘地种竹获一铜鼓送龙山寺;波一里龙虎掘出一铜鼓送将军庙;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初十日大雨,扶来里大伦村山崩出一铜鼓送城隍古庙。以上仅见于卷十一“古迹”条记载的铜鼓就有十面之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修《北流县志》,除了重录上述一些铜鼓,又记录了清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新发现的铜鼓六面。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见于记载的在北流县境出土的铜鼓达十四面,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土并加以收藏的铜鼓有30多面,两项合计50多面,表明北流县是广西古代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县之一。这里的铜鼓都是大型和特大型的,面径165厘米的“铜鼓之王”就出在北流石窝乡的平田村。
这样众多的大铜鼓是在哪里铸造的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铜石岭。我们在铜石岭进行调查时,兴上村人说;有一位94岁的老人在世时曾对人说过,这一带曾挖出过铜鼓。在我们采集到的残铜片中有一片也像是铜鼓鼓面的残片。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说到,南越王赵佗曾在铜山“铸铜”。一个“铸”字提醒我们,古人在铜石岭不仅采掘铜矿,就地冶炼,而且还就地铸造铜器。
为了探索北流铜鼓的来源,1985年,广西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些物理学、化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铜鼓铸造地点和矿料来源课题组,对北流型铜鼓抽样进行常规分析,在此基础上采集样品中的铅,对其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还到北流、容县进行实地考察,证实铜石岭不仅是采矿冶铜遗址,而且很可能也是铜鼓的铸造遗址。
我们很想找到铜鼓铸造遗迹。古人铸造大型铜鼓是要挖一个大的土坑掩埋鼓模的,我们在铜石岭炼炉遗址旁发现许多深而大的喇叭形的土坑,是不是浇铸铜鼓时留下来的?还需要获取更确切和更充分的证据。
(本文作者为广西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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