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商道：“江湖风月”说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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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经世济民”说计然》提到，吴王称霸，孙子归隐山野而修著“兵法13篇”。越王称霸，范子隐身于市而富其家。功成身退，立说修业，均显人生智慧。而伍子胥与文种忠君死节，故难察“盈满则亏”之祸。“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范蠡施用于家而“巨万”，那么这位计然又是何方神圣呢？据载，计然师承于老子，是一位“黄老之学”的大家，也是范蠡的老师。现代有人称范蠡为“儒商鼻祖”，显然是认错了君君臣臣“克己复礼”的庙堂大门。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也是易理大道开枝散叶自然人文学科分化繁荣发展时期。而范蠡与孔子差不多是同一时代人，若非要给范蠡划定一个“百家”门派，则将范蠡划归于当时的“法家”、“兵家”乃至“农家”治产之流，恐怕也被与孔子一起划归“儒家”门派要通顺得多。

关于这位“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其生平与言行即散见于这些古籍文献之中。同时，对于计然的身世，史学界也一直争议不断。但仅凭此“计然七策”的伟绩，计然及其门生范蠡在“诸子百家”中，就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我们从正史中所得到的印象，却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范蠡挑拨文种跟他一起“炒”越王的“鱿鱼”，并私自下海经商隐姓埋名混迹江湖，而且还闹出了与美女西施的浪漫绯闻，因此很难符合儒家正史的仁义道德君臣礼制伦理规范。那么，“博学无所不通”的计然，为何也无缘“诸子百家”榜单呢？看来，中国文化的真相，只能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里慢慢去寻找。包括像黄帝与帝颛顼之间还有“帝挚少昊氏”，以及夏禹之后“益干启位，启杀之”，这类历史事实若没有《竹书纪年》佐证，我们恐怕至今也依然被蒙在鼓中。

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王道“文化霸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彻底改编了中国的历史。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的历史修编，其实从孔子修正“五经”和修篡《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了。所谓“诸子百家”之说，也是自汉代以后才逐渐成形。本来，易理大道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国学”之基。但这里却将“道”与“术”齐观，把“道家”与法兵儒墨等“百家”并列，并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便等于掏空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如果说“儒术”的确比其他“百家”之“术”高明，恐怕就在于其以“等级礼教”捆绑搭售文化，以篡改历史而迷惑现实误导未来，并借“王道”强权之手实现“唯我独尊”的文化专制与垄断。

“孔子之术”的原旨初衷，就是“克己复礼”，即复辟周朝诸侯分封的君臣等级礼制。其所谓的“仁义道德礼智信”，便是用以衡量人们遵守“等级礼制”行为规范的修养标准。若不承认这个等级秩序，不遵守这个等级规范，就是“不仁不义”，就是“无道无德无礼无智无信”。社会人群的身份地位，也同样是按照“士农工商”进行尊卑等级排序。这里的“士”，除了原本意义上的贵族子弟士大夫阶层外，便是指儒家学士知识分子，而绝不是指被“罢黜”的“百家”学派知识分子或工匠技师之流。其次是“农”，这是“本业”，属于“劳力者”阶层。再其次是“工”，最下层是“商”，这两者均属于“末业”阶层，而“商”则为“末业”之“末”。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劳心者”主要是指“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士精英，也绝对轮不到“末业”之“末”的“商”。

至此，对于计然及其门生范蠡无缘问津“诸子百家”榜单，我们就可以找到源头的答案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位计然似有“中国经济学鼻祖”之嫌，这自然便与“末业”之“末”的“商”脱不了干系。

说过了“中国商圣之师”计然，我们接着来解读其门生“中国商圣”范蠡的故事。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正史，便是一部儒家学士“为尊者讳”和“一字针贬”的帝王将相史。这一文化指挥棒下产生的中国文艺作品，除了“非主流”的志怪神话，便主要是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和儒家学士的自我感怀，以及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江湖风月。鉴于“诸侯争霸”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惊天动地，越国上将军范蠡便成了帝王将相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由于他“仕而优则商”，作为臣子竟“炒”了君主的“鱿鱼”，故此“上将军范蠡”就又成了帝王将相故事中的“叛逆”或“另类”。而求财逐利的“商人范蠡”，就更难入中国“主流”儒家文士的“法眼”了。于是，在民间“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与传说里，“上将军范蠡”与“商人范蠡”的故事，便夹杂演绎出了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花边插曲。这里的“财富英雄”就是当年的“上将军范蠡”。此处的“绝代美女”，便是当年越王勾践进贡送给吴王夫差的西施。当然，这与现代街市流行的“傍大款”与“养小三”绝对不是一码事。

故事的源头，还是得从当年的“计然之计”说起。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屣。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越王曰：‘善。’”

可见，“计然之计”，已经给范蠡和文种提供了一整套“超限战”与“全维战”的“灭吴策略”。不管越国后来是“七用其三”还是“七用其五”，“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这一条“美人计”肯定是投入“实战”了。而这颗灭吴的“美女核弹”，就是当年越国从钱塘江畔觅来的浣纱女西施。

至于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之后的行踪，以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为“陶朱公”的故事梗概，我们从如下历史记载中即可知大略。

据《史记》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谓然而叹曰：‘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异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父子治安。居无几何，置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间行以去，止于陶，自谓陶朱公”。

“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由此可见，“范蠡对“盈满则亏”的大道之理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把握，是极其精准的，其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自然法则为至上之“天道”，君臣礼制为人间之“王道”。范蠡最终敢于说出“君行令，臣行意”这样各行其道的桀骜不驯之语，且径直“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便是心持“天道”以轻“王道”的超然洒脱。这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识气节，是固守君臣礼制的儒家之徒难望项背的。

对于“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计然商道”，范蠡已是烂熟于心，因此才能“遂至巨万”且“富好行其德”。“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经商之“术”，范蠡更是运用自如。但如果将范蠡的经商之术，仅仅理解为货物交易的“差价取利”，那显然是未见全貌。“计然商道”的“农末俱利”，便体现在范蠡“耕于海畔”的艰苦创业上。所谓“农”，即“民以食为天”的“本业”。所谓“末”，“工商”之谓也，如范蠡之陶“治产积居”。用现在的经济术语来讲，就是兴办实业的“农牧渔及农工商”综合经营，而不是投机操纵“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市场泡沫”以“套取暴利”。

在正统的儒家学士看来，亲身“耕于海畔”，自然是农夫渔夫之辈“劳力者”干的活，“唯有读书高”的“劳心者”不屑为也。“学而优则仕”，“官至卿相”的“劳心者”，谁还会自愿离职去“耕于海畔”？诚实劳动，智慧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扶贫济困，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且“三聚三散”，如此“道德模范”怎会是一个“末业”之“末”的商人？而且，这个“道德商人”，走的竟然还是“仕而优则商”的“道”？！！！如此等等，莫非这个范蠡也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代有“三大商业经典”案例。其一，是商人管仲相齐而成就“春秋首霸”。其二，是上将军范蠡“兴越灭吴”遂“仕而优则商”。其三，是商人吕不韦“经营君位”而相秦加速“大一统”。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百年的“实践检验”已经有历史的结论。富国强兵自有“道”，衰亡离乱皆因“儒”。盛衰之兆，由是观之。经邦济世治家兴业，两千多年同此一理。经过尧舜禹三代的渐进演变，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自私有制的夏朝“家天下”开始，等级礼制即成思维惯性，而“大公无私”便为“逆水行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级分化皆存于私。求公道必破等级，守等级则必废公道。而在私有制的“王道”天下，上下尊卑贫富贵贱等级自然是“天经地义”。由此，也便注定了中国“商道”复兴发展的艰难。特别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尤其如此。

司马迁的《史记》，专门以《货殖列传》为商人记传，亦堪称中国“正史”之绝唱。三国时期的刘邵在《人物志》中，则把范蠡列为“术家”。《人物志》称：“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易理大道为中华文化之根，所谓“百家”皆为“术”，刘邵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后世称范蠡为“中国商圣”，其实便是基于范蠡的“经商之术”。要说范蠡有经济思想和“商道”，那还是源自“计然商道”。范蠡奉之为圭臬的“计然之计”，比较详细地记录于《吴越春秋》、《国语·越语》、《越绝书》、《史记·越世家》及《计然篇》中。至于“范蠡商经”之类，大多为后人托范蠡之名所作，其义自然难达“计然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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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范蠡之师计然承传于“黄老之学”，而范蠡的“三聚三散”，似亦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之神韵。

或也正因为此，与“正史”对范蠡的“惜墨如金”相反，中国民间对范蠡的推崇一直热情有加。据传，当年越王勾践为实施“计然之计”中的“美人计”，或也正因为此，与“正史”对范蠡的“惜墨如金”相反，中国民间对范蠡的推崇一直热情有加。据传，当年越王勾践为实施“计然之计”中的“美人计”，特派范蠡周游越国觅选才貌双全的美女。一日，终于在古苎萝村的浣纱江畔，发现了足以倾国倾城的西施。于是，英雄遇美女，便擦出了才子佳人的火花。然而，国难当头，首先必须舍己为公付出个人牺牲。范蠡只得忍痛割爱，把西施选进宫里，与其他越女一起进行歌舞礼仪等“特训”。后来，西施果然“不辱使命”，配合范蠡率领的越军取得了灭吴战争的最后胜利。但当范蠡认识到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后，便“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而这里的“私徒属”，自然少不了西施。范蠡行走江湖为何要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就是不想让人知晓他与西施的老底，以避免“追星族”打扰他们宁静的“二人世界”。

当然，这些民间传说的“才子佳人”故事都无稽可考。只不过是老百姓对范蠡和西施为国牺牲奉献的精神，表示敬仰和感激。因此，便以丰富的夸张想象，来给他们安排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结局。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民间传说也往往便是99%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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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问道知道与行道悟道》提到，在“伏羲画八卦”那个古远的“大公”时代，人们的心灵是极其朴真纯净的，因此才能实现和宇宙大自然的息息相通。他们很自然很简单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有很高思维难度的大智慧。这个障碍差距究竟在哪呢？其实就仅仅在于“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差异。从那时到现在，生产力科技水平是日新月异了，但这也仅仅只是“术”的创新。从“道术用”的逻辑关系来看，我们往往是在“术”的层面不断创新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地远“道”而失“道”了。更可悲的是，我们甚至还会以“术”作为文化的时代性创新发展标志，并反过来嘲笑古人的智慧！

如前所述，自15世纪“老欧洲”开始征服和殖民世界以来历史，就是一个以西方1%的精英文化定义和解读世界的历史。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在这个西方文化的世界大坐标系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种“内洋外儒”的“亚文化”史观。而西方文化的“二元化”思维哲学缺陷，最终往往会导致机械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合流于“拜物拜金主义”的极端自私自利。这样以来，从1%西方富国对世界99%穷国的剥削，到美国1%剥削本国99%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说明这五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世界的扭曲已经到了极限。

西方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也是表现为以“术”证“道”甚至是以“术”代“道”的机械与主观，他们坚信这就是探求真理的精神。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得到技术实证的“道”或“真理”，便是谬误的假设，最起码是值得怀疑或有待验证的猜想。显然，这就存在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相对问题。宇宙自然之“道”是无限的，而人类的产生至今也不过才有两三百万年的时间。可见人类对此的探索认知及其生产科技之“术”的发展，总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我们按照自己有限的技术实证结果，作为检验“道”或“真理”存在与否的标准，这难道不是狂妄的荒谬吗？现在西方工业科技文明对大自然的征服与索取，已经导致了地球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持续恶化。这种“人类家园”的危机和灾难，难道不正是宇宙自然之“道”对人类无知狂妄的惩罚吗？

若再退回到欧洲“中世纪黑暗”神权专制时代，也退回到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等级礼教文化专制时代，以至于退回到自中国夏朝“家天下”开始的奴隶制时代，其实也都存在一个私有制社会的自私自利和1%的精英文化史观问题。而既然同样是精英文化史观的产物，那么自奴隶制时代以来数千年的文字记载或刻有文字的器物，是否就能够作为历史真实的佐证呢？又是否能够作为检验“道”或“真理”的依据呢？很显然，这便都要大打折扣了。

但正是由于“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机械性技术实证思维的影响，使得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都缺乏了自信。甚至，也必须努力通过技术实证，并通过西方世界的权威鉴定，才能证明中国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博大精深。幸好后来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稀世之宝，总算获得了西方考古界的认可。否则，就连中国商朝的历史，都会变成“不存在”的“传说”了，更遑论夏朝及其以前的历史了。

因此，我们今天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文化，不但要打破西方文化技术实证思维的“洋迷信”，还要能够打破两千多年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儒家文化“土迷信”，更还要能够打破数千年来私有制社会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虽然，即使按照现在西方技术实证思维的科学结论，人类社会也已经有至少两三百万年的进化史了。而且，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大约都经历了漫长的氏族公社时代，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具体到中国，这种公有制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形成，只是从夏朝“家天下”时代才开始的。但毕竟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在私有制社会文化体系里浸淫了四千多年了。这时，我们要再跨越私有制社会的惯性思维障碍，去放眼观察四千多年以前的“大公时代”历史，的确是有相当大的思维难度。

而要完成这样跨越时代的精神探索之旅，我们还是不得不以这四千多年来形成的历史典籍为攀登的阶梯。但也仅仅只能是以此作为参考凭据，甚至是作为批判性的参考依据。最关键的，是要能够拨开私有制社会的数千年文化尘埃，并撕掉数千年精英文化史观的层层遮掩。这时我们就会逐渐发现，我们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文化记忆，已经在最近这四千多年里被催眠和沉睡得太久了。

经过细细梳理，沿着夏商周时代上溯，从“五帝时代”到“三皇时代”，再到“华胥古国”时代和“盘古开天”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便会渐渐完整展现出来了。再通过一个个代表性和符号化的人物事迹，我们也就可以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于发展图景拼接到一起。最早，首先是“盘古开天辟地”，接下来依次便是“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建房造屋”、“华胥氏生育万民”、“女娲氏炼石补天”、“伏羲氏创制八卦”、“神农氏教民稼穑”、“黄帝建舟车造文字”、“大禹治水定九州”等等，这段夏朝“家天下”以前的“大公时代”历史，就逐渐由朦胧而开始清晰了。

至此，有人恐怕马上会讲，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故事，怎么能当成历史来看呢？那么，怎样才不算是传说呢？这便又回到了最近四千年形成的“正史”典籍与西方文化技术实证思维的循环“怪圈”了。好在，最起码我们还都承认的确有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传说。同时，中国人至今也都把“数典忘祖”视为最大的忤逆不道。那么，难道我们就可以把夏朝以前的老祖宗都忘了吗？显然不能，最起码我们还可以记忆到轩辕黄帝这位老祖宗。可我们既然都不会相信“圣人天降”之类的神话，难道我们就可以把轩辕黄帝以上的老祖宗都忘了吗？可见，即便是从“人道”和“人伦”角度，我们都绝不能把自己的上古老祖宗们全都归为“神话”和“传说”。而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难题，正是需要设法把这些“传说”中的“神话”成分过滤掉，以便还原出真实的人物和历史。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幸运的是，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绵承传的古老文明，这一点今天也已经是举世公认。而这个唯一连绵承传的古老文明，就包括发端于“伏羲画八卦”的易理大道。也只有用这个产生于“大公时代”的“阴阳八卦”思维，我们才正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段“大公时代”的历史。

于是，对于最近四千年史籍记载和民间相传的诸多模糊与混乱，我们也同样能够给予适当的理解。应该说，在整个上古“大公时代”，包括所有的发明创造和劳动成果，都是归社会“公有”的，也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每一个时期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历史功业，便都记到了这个部族集体的名下。而所谓盘古氏、华胥氏及伏羲氏等，则应首先是一个部族的称号，其次也会是部族首领的称号，再次才会是指某位杰出的具体部族成员或部族首领。而从后世的叙述指称来讲，则更多地是指这个部族成员担任整个氏族公社部落联盟“大首领”的那个时代。归于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发明创造与功业，也便都记到了这个时代的氏族称号之下。

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轩辕黄帝来讲，他播百谷草木、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等，这每一样发明创造都堪称是时代性的伟大创举。但我们还是应去掉“圣人天降”之类的神话色彩，而只能理解为这些都是黄帝时代的“集体杰作”。当然，我们也不应因此而否认黄帝作为一位杰出民族领袖的伟大。

“个人的”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又是“个人的”。那个“大公时代”的故事，本身就体现着“公”与“私”的阴阳相生而又和谐相溶。不过，不管是把这些上古时代的氏族称号理解为一个集体，还是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人物，都不影响我们接下来对这段民族往事的系列解读。这个中华民族的“创世纪”，自然还是先要从“盘古开辟鸿蒙”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