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侦察大队穿插敌后----------一个玉林人的越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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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本文摘录自我的朋友钟敏能先生的《对越作战：师侦察大队穿插敌后，遭遇埋伏》
　　前言：我是《对越作战：师侦察大队穿插敌后，遭遇埋伏损失惨重》一文的原创作者钟敏能，广西玉林市人，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24岁，已是带领二、三十名侦察兵深入越南几十公里斗智斗勇、冲锋陷阵的侦察排长了。今天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政府宣布撤军30周年纪念日，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的时候，我作为那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感慨颇多，很想一吐为快。<SPAN lan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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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2月初，根据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役部署及上级首长的战斗决心，41军所属各师的侦察分队以师为单位组成侦察大队遂行大纵深穿插，利用侦察兵人员精干,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善于奔袭,擅长夜战的特点，采取长距离穿插，迂回分割，围堵打援，据险扼守，断敌退路等战法，在越军意想不到的路线，意想不到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穿插到越南高平省的扣屯（高平省的一个战役要地，又称“312高地”），依托扣屯周边的有利地形，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组织防御，以防止高平省的越军逃跑和防范太原方向越军的增援，配合41军的三个师穿插、分割、合围高平省之越军，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我师侦察大队下属两个侦察队：由师属侦察连编为侦察一队，由67团侦察排与69团侦察排及其他配属兵种合编为侦察二队。68团侦察排随该团主力在越南茶灵方向打牵制、佯攻等，摆出以茶灵为41军主攻方向的态势，以吸引346师等高平省越军主力的注意力，辅佐穿插部队顺利穿插至扣屯（312高地），以达到分割越军346师与太原、河内方向越军主力联系的目的。
　　我们67团侦察排与69团侦察排（李敏礼任排长, 广西玉林人），另配属60迫击炮1个班，40火箭筒1个班，工兵1个班，防化1个班，15瓦电台1部，组成侦察二队，队长由吴其珍连长担任，兵力约90多人；侦察一队队长由厉新民连长担任，兵力约140人，两个队组成的师侦察大队兵力总数约230人，由李德元副师长兼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师侦察科温干卿科长兼任副大队长，大队部人员由师侦察科的赖恒、林XX、杨XX参谋与团侦察参谋及巫远新等两名军医以及其他配属人员。
　　我当时任67团特务连侦察排排长，本排下属三个班（另配一名通信员池小波，湖南长沙人）与我共计29人，一班班长王瑞明（广东电白人），二班班长蔡宗伟（广西玉林人，1955.4―1979.2），三班班长田国林（广东五华人，1955.4―1979.2），侦察排的新战士（1979年1月入伍）有12人，占全排兵力41%，近一半战士为刚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要执行异国作战，尤其是长距离穿插作战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千日养兵一日用”，况且我们这支部队已三十年未经实战锻炼了，部队的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倒是一次难得的锤炼部队的好机会。更何况国际形势十分严峻，越南当局秉承某个“超级大国”的旨意，在出兵侵略柬埔寨的同时，驱赶华侨，侵我边境，杀我边民，视我国忍让为软弱可欺。越南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我们全体官兵的愤慨，大家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表示不给这个忘恩负义的跳梁小丑一次深刻的教训决不收兵。在全师临战动员大会上，师长王芳珍、师政委黄政在动员大会上反复强调：一个连队哪怕只有一排，一个班穿插到扣屯，也是胜利了。经过上级首长的动员和大家的热烈讨论，我们全体官兵请战情绪异常高涨，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扣屯（312高地）去。最后我综合了全排战士的决心，向侦察大队党总支部递交我排全体官兵的《请战书》，《请战书》内容如下：
　　侦察大队党总支部：
　　经过师首长的动员，我们全排战士心潮激动，信心百倍，表示坚决完成好上级首长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前，越南当局追随X修，充当X修的忠实走狗，东方的古巴，亚洲的流氓，在武装侵略柬埔寨的同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不断挑起事端，对我边境开枪开炮，滥杀我边境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早已忍无可忍，满腔怒火，一定要给越修以罪有应得的惩罚。上级首长把这么重要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并且做了深入的动员，发给锦旗和各种物资，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激励，我们全体干部战士经过深入讨论，并分析了利弊条件，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磨拳擦掌，一致表示在这次穿插战斗中坚决做到，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山高路险，不怕敌众我寡，英勇战斗，勇敢沉着，机智灵活，服从命令；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坚决圆满地、以较小代价完成好上级交给的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每个同志争当战斗英雄，为英雄团队增添荣誉，为保卫祖国、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最大力量。决不辜负上级首长对我们的期望，不完成这次战斗任务决不回来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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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天的临战训练，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提高侦察大队在漆黑的夜晚判定方位，按图快速行进，在各种复杂地形上处置各种敌情的能力以及在深夜里组织指挥、通信联络、协同配合等能力。经过三天的作战物资准备，战斗物资基本适应我们这次穿插任务的需要。由于我们侦察大队未配属民工帮运输弹药、器材，以致我们的战斗装备不得不从孤立无援而要坚持一段时间作战的角度去考虑：每个冲锋枪手至少要带子弹460发、手榴弹4枚，愿多带者不限制。实际上有不少战士带子弹超过500发，轻机枪手每人带1300发子弹和四枚手榴弹：每人带压缩干粮三天和防毒面具、塑料雨衣、三用水壶、每人带急救包2个，每个班带小铁锹四把、小洋镐两把，全排还另带微声冲锋枪一支（专用子弹120发）、探雷器一部、对讲机2部、匕首15把、指北针15个、砍刀、钢剪各3把，和一些打仗必需的药品、燃烧块、御寒衣物及化装的服饰等。这样，每个冲锋枪手带的战斗装具重量达到50至60市斤，机枪手超过80市斤，按此重量步行尚可而快跑就比较困难。但是按此标准携带已是最低限度，不能再减少，所以我们必须按这个重量携带。
　　2月14日，侦察大队到达了展开地域――那坡县平孟公社念井附近的那狮村，在那狮村进行短暂的休息，16日把原带先的背包（棉被、多余的衣物等）捆包装车，所有的人一律按战斗装具携带。在吃完中午饭装车前，本排有十多个战士将吃饭用的饭碗顺手朝草丛里一扔，并说“不用它了”。我当时一想不对劲，灵机一动，一语双关地说：“同志们，这个饭碗我看还得保管好，以便你们在返回的时候，能有个家伙吃饭！”有几个战士一想也是这个理，马上去草丛中找回饭碗，洗净擦干，夹在背包中间。但仍然有几个未捡回饭碗的战士，后来作战中牺牲的多数是丢掉饭碗的那些战士。事后想起来，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吧。
　　2月16日下午，侦察大队经过半天的跋涉，准备从118号界碑附近进入越南（上级原定计划是晚上七时准时越界进入越南）。15瓦电台利用大家休息时，沟通了与师基本指挥所的联系，得到最新的指示：命令我们侦察大队将越界时间推迟到晚上十一时正，大队首长立即命令大家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然而有很多战士躺在草地上翻来履去睡不着，他们大概都在思考：再过几个小时，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各种复杂的战场情况即将面临，各种危险必须面对……诚然，对我们这些从未与真枪实弹的敌人交过手的年轻战士来说，出现这些念头，或称之为“紧张”，是情有可原的。
　　晚上十一时正，侦察大队开始越界。69团侦察排（二排）为前卫排，李敏礼排长带该排比侦察大队本队前出一百多米，我排在大队部后面跟进，主要任务是随时保卫大队部的安全。侦察大队在向导（广西边境民兵积极分子）带引下，借着天际星星发出的微弱光亮，踏着那条长满杂草、树丛的山间小路向前进发。我们走的这条路与其说是山间小路，倒不如说是山间小溪更为恰当，这小路旁都长满了灌木杂草丛，有多处必须用砍刀边走边砍来开路，不然前面的人走进去，后面的人就找不着了。后面掉队的同志寻找前面人员的去向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微光手电筒仔细察看地上烂泥被踩踏出来的痕迹。因为已经进入越南境内，情况复杂，既不可发出声响，又必须严格灯火控制，否则落入敌埋伏圈也未可知。
　　侦察大队在漆黑的夜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坳。为了避开村庄与敌人可能设在道路上的岗哨，我们索性沿着山谷间的小溪搜索前进，开始走的那一段小溪只是涓涓细流，对我们行进速度无多大妨碍，后来越走水越深，并且越来越难走了。前面出现一个小村庄，一条穿村而过的土路，村两面都是陡峭的石山。如果从小路走很容易遭敌伏击，为预防不测，必须沿小河趟水过去。于是我们一个个接着淌着没膝深的水隐蔽地涉水前进着，走出了那段较窄的河段，不多远便进入越来越宽的水面，水虽浅了，烂泥却深了，更加大了行进的难度。为了加快速度行进，必须走旱路。前面隐约传来狗叫声说明有村庄，大队首长命令大家加快速度，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村庄。由于每个人的裤子与鞋全是水和泥，重量增加影响走路速度不说，走快时两个裤脚互相碰撞发出的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老远就能听得到。但是，争取时间要紧，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由于同一条路的人太多（我军第2师侦察大队也同我们走一条路，并且是在我们队伍后头跟进）发出的声响自然就大得多，走出不多远，突然“砰砰”两声枪响，划破了山沟里的寂静，我们原是一路跟进的队形“哗”地一下迅速卧倒，各自占领有利地形。山头上枪声又是点射、又是单发地打个不停。深夜里的山沟显得更加漆黑，既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也不知道朝哪儿打去。估计是附近山头上敌火力点的越军听到有异常声响，又不敢下来看，只好到处乱放枪。大队首长立即命令大家加快速度前进，趁敌人枪声掩盖住我们走路的响声，一路小跑起来。我们越跑越快，敌人的枪声也没停止过，幸好这一阵冷枪未伤到我们的人。我们越走越远，枪声也随之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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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又前进了2、3公里，到了布介村东南侧的山沟里，当时我们紧张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突然，走在最前面的张发权（配属侦察大队的越语翻译）、黎瑞芳（配属侦察大队的越语翻译）及温雄科（本侦察排二班战士，系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精通越语）他们三人已遇到了情况：两个在山口站岗的越南公安屯的哨兵，叽哩咕噜地向他们三个问话，使后面的同志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幸好走在最前头的张发权脑活嘴快，立即提高嗓门用越语大声答话： “我们是346师特工队的，是自己人，你们不要误会！”。张发权这样高声答话实际上是给后面的同志报警，大家老远就知道前卫排遇到了越军，都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就在张发权他们与越军哨兵对话了一会儿后，越军哨兵似乎已经相信眼前这支人数众多的“特工队”了――我们多数人外套都已穿上越南的军服，有的穿人民军服装，有的穿越南公安服，有不少则穿便服或其他服装，服装显得乱七八糟，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前卫排还是顺利地过去了，紧接着轮到我们排过去了，因我排穿上越军军服的不是全部，有一部分战士仍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只是把领章帽徽拆下），解放军的军装在近距离的轮廓与越军军服的差异多少还能看出来的，越军两个哨兵开始有点怀疑我们这支队伍了，但在这么多人的队伍面前他们只好敢怒不敢言。为了消除后患，减少后续部队的麻烦，与我排同行的师侦察科赖恒参谋向我排的几个大个子发了个信号，表示要把越军哨兵干掉。他趁敌哨兵不备，跃到一个背向他的敌哨兵身后，脚起手到，好一个猛力“踹腿锁喉”，对那个“越南猴子”如老鹰抓小鸡一样，那敌哨兵一声没吭出来就见了阎王；另一个敌哨兵一看来势不妙，拨腿就跑，说时迟，那时快，三班的新战士陈贵良（贵阳市一大块头新兵），向前跃出几个箭步，左手一把揪着敌哨兵的后衣领，右手反握匕首朝敌人上腹就是一刀，匕首直刺胸腔，鲜血倾刻外喷，敌哨兵当即倒地，嘴里还发出哼哼吱吱的声音，小陈又再捅几刀，敌哨兵不吱声了。三班其他战士用匕首帮赖参谋把另一个已勒昏的敌人补捅几刀。动了手的几个战士把那带血的匕首在敌哨兵衣服上擦干净，然后把那两具尸体推到山边杂草丛深处，我们侦察大队又轻松地向前进发了。
　　路越来越好走一些，又走了一两公里，在我们的右侧200多米远有个小村庄，或许是我们走路的声音惊动了村里的越军，便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这个方向打枪。听枪声知道敌人是打冷枪，于是前卫排更加快了行进速度，相当于小跑的速度了。队伍中有不少同志因脚打泡而跟不上，渐渐地拉开了距离；前面的越走越快，后面的越拉越远，最后连对讲机都联系不上了（当时的对讲机最大联络距离为一公里），估计后面的队伍已经掉队2、3公里了。走在前面的是前卫排（二排）与我排的部分同志及几个60炮兵大约50来人，由吴连长带领着，经反复传口令下去，才知道大队部和侦察一队都没有赶上来，吴连长只好安排前面的队伍暂停，等后面全部人员跟上再前进。
　　走在前面的50来人目标也很大，只好安排在还算隐蔽的一段山坡凹土路里趴着，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估计后面的队伍也迷路了（因为向导与翻译都在我们前边的队伍里）。翻译张发权主动提出按原路回去找掉队的队伍，吴连长同意派他返回找队伍并带上来。张发权刚走了不久，西北方向半边天连续闪了很强的亮光，紧接着便是轰隆隆的炮声和炮弹在天空中呼啸而过的响声，再接着便是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在离我们50来人隐蔽处不到一公里远的山头上倾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不多久，从村庄小路上走出来了10来个越军，匆匆忙忙地朝我们隐蔽的这段路来，他们边走边交谈的越语我们老远就听得见，当越军走到我们队伍的后头十多米时，越军向我们打招呼。当时我位于队伍的最后，离越军最近，越军打招呼我一句也不懂，而翻译黎瑞芳还在几十米远的前头。找翻译人员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坚守一条，绝不可轻易暴露身份而影响穿插任务的完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将冲锋枪的保险机拨到了连发位置。我心想，一旦出现不测，就用冲锋枪向敌人扫射。但如何处置效果最好，我脑际飞快地权衡利弊：如果用连发武器扫射敌人，或许能把敌人大部分干掉，但一旦尚有个别敌人有机会向我方队伍还击，那我们50来人均在敌人最密集的火力范围之内我方伤亡必大，此为下策；如果枪响了误导后面跟上来的侦察大队的大部分火器朝我们这里开火，则猛烈的火力一定会大量误伤我们的人，其结果更糟。综合比较，还是先放过这10来个越军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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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越军已靠得很近，距离我们已不足十米，反复用越语向我们打招呼。我想，人家冲你打招呼你不做点表示必然会露馅，但一旦出声肯定露馅。我当时灵机一动点点头表示回答，越军也许已看出眼前这支队伍有点不太对劲，但面对的是前面黑压压的不知有多少兵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但又想走过去。我当时也看出这伙越军此时的心思，便用手向路旁竹篱笆围栏的缺口处指了指，并挥动几下，意思是，你们就从这个缺口绕道走得了，前面人多堵路了。而那10来个越军也真采纳了我这个不错的方案。这伙越军刚走过园子几十米，原先他们一路叽叽喳喳的交谈没了，接着便是吓人的寂静。我心想，不好，敌人已经看出我们的底细来了。为了预防敌人朝我们隐蔽处扔手榴弹，我与身边的两个战士耳语一番，便尾随越军的后面去监视他们，幸好他们既未投弹也未开枪，越走越远，这时我3人才放心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等候。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张发权把后面的队伍带上来了，然后整个侦察大队才继续前进。这时天已蒙蒙亮，已经隐约看出前面山梁一条不太平坦的下山道路直通山脚。这时领导把侦察一队安排在前头，大家也都加快了行进的步伐。当侦察一队有部分人刚踏上土路不远，突然被对面山上敌火力的猛烈射击，因为是正斜面，且无地物可隐蔽，前出远一些的同志有10来人被打中，有不同程度受伤，其中的一名军医左胸也中弹受伤，因距离太远，没有致命。我想，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的那10来个越军在对面山上干的。看来下山的路被敌火力封锁。大队首长命令大家占领山上的有利地形，等到天亮以后再说。天亮了，我军主攻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对公路西侧的山头展开反复的争夺战。我们在山上看得很真切：坦克和步兵配合不是太好，坦克被打坏了两三辆，步兵伤亡也较大，就这样反复拉锯胶着了两三个小时，通过望远镜已经看清隔着几百米开阔地的对面山头上越军的工事以及在工事里防御的越军，我们找了几处树叶稀少可以观察的地方，架好几挺班用机枪用望远镜测量距离（大约六百至八百米），参照对面阵地上明显方位物，用班用机枪朝越军堑壕里打长点射。我们也知道这么远距离射击效果不是太好，但我们打去的是侧射火力，越军的战壕有多处侧向着我们，而且我们的射击位置比越军高出许多，射击效果仍较可观。这时越军已感到我们这股侧射火力对他们所构成的威胁，于是用82迫击炮向我们这边发射炮弹，但是弹着点不是偏了就是远了 (其实越军仍未看清我们的确切位置)，对我们威胁不大。越军打炮，我们就停止射击，越军停止打炮，我们接着又打点射。这样打打停停近两个小时。我军正面主攻的步兵与坦克经过几次轮番冲击，加之有我们侧射火力的支援，终于在下午二时左右拿下了越军防御的山头，大部分越军被消灭，越军残余已往后面的荒山溃退。就在侦察大队准备下山时，又遭到对面山极其隐蔽的越军散火力点的射击，也有个别人受伤。我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火力点所在的敌方山头乱石嶙峋，树木茂密，不易发现。侦察大队一时也奈何不了。大队首长决定暂时隐蔽，等到天黑再从该土路下山。
　　夜幕已经降临，侦察大队全体成员利用夜幕作掩护，踏着乱石嶙峋的山路静悄悄地下山，由于人多，加之要抬10多伤员，行动十分缓慢，刚行至斜坡约三分之一，在石山下旁边的公路开过来十多辆坦克。我们凭着这个前进方向判断就知道这是我军的坦克分队，所以都毫无顾虑地加快了行走速度。不知是谁踩翻一块石头滚下山去，这时，山下的坦克不分清红皂白便向山上扫射，坦克上的12.7mm高射机枪一齐向我们所在的山上开火，发出耀眼红光或蓝光的曳光弹打得山上的石头直冒火花。幸好侦察大队所在的位置比坦克所处位置高出很多，且从山边往山上打有较大的射击死角，打了十几分钟居然没有打中一个人，只是弹头打飞的碎石屑到处乱飞，砸得不少人暗暗叫苦。大家纷纷找石缝藏身，以躲避来自“天上飞石”的威胁。我突然感到大腿一阵灼痛，原来是一个发烫的弹皮恰巧落在我的确良裤子上，裤子被烧穿了一个孔，把大腿烫起了一个泡。这时侦察大队还用很原始的小喇叭音响联络，在高射机枪震耳欲聋的枪声掩盖下，根本就不起作用，无奈之下只好任由他们打到自动停下来。这时侦察二队吴连长大声“候华照、候华照”（67团侦察参谋，广东湛江人）地喊个不停，他这喊声在没枪声后寂静的山间回荡着，山下坦克分队中有一个人大声地喊着“山上是我们自己人，大家不要打了”。
　　下山后才得知，原来搭乘在坦克上的步兵就是我们67团二营的。吴连长马上去找他们的指挥员论理，他们还辨解说“我们也感觉不太像是越军，因为你们始终没还击，所以我们才只用高射机枪射击，如果认定是越军一定会用坦克炮射击，那样的话，你们山上存活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因为我们不相信步行分队走山路能这么快就到了这里”。
　　这样折腾到下半夜三四点钟，能利用黑夜赶路的时间已不多了，因此侦察大队首长命令大家向越南纵深加快穿插前进速度，一路上也遇到不少敌人打出的冷枪，但大家都已经习惯，不太当一回事了，只管加快步伐前进。谁知道侦察一队在被坦克误打的时候，因一部分战士已很分散，半天才收得拢，他们又用一个排兵力抬着10多个伤员，行进速度十分缓慢。这时，侦察二队及大队部的人员已经走出3、4公里了，还不见侦察一队跟上来。就这样，侦察一队这140名兵力就此与侦察二队分开了，侦察大队原本很强的战斗力也因此大大削弱了。
　　侦察二队的两个侦察排另加配属的四个班在大队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往前赶路，天渐渐地亮了，为争取时间，白天也非得赶路不可了。为了预防我军友邻部队将我们误打，我们把入越境时穿的越军服全部换下，而把解放军的军装外套全部穿在外面，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大踏步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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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上午，侦察大队沿着公路平安地前进了十多公里，离通农县约五公里的山岈口，侦察大队大部分人已通过山口，在左侧200多米的山头上突然冒出越军的火力点，向我排担任后卫的同志开枪射击。我当时带10多个战士负责后方警戒，命令全体战士立即卧倒，利用公路边的有利地形进行还击，密集的火力把敌人其中一个火力点打哑了。但其他火力点仍在向我方射击，使配属我们后卫的40火箭筒班的一名战士头部受伤，我安排一个战士帮他包扎妥当。此时，与我们同一个方向行进的有一群民兵（经打听是田东县支前民兵）。我一看这帮人就来气，他们有40-50人之多，但仅带了7支56式半自动步枪，有一部分人手拿着一两个手榴弹，还有不少人两手空空。我问他们：“你们运输的枪支、弹药、干粮呢，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答“扔掉了”。更可气的是，他们这帮民兵都挤成一堆，左边被打往右边挤,右边被打又往左边挤,几十个人的大目标，在2、3百米开外射击绝对弹无虚发。进入山口才一会儿就有两人被打中。于是我给他们的负责人出个好注意：按一路队形前进，人与人间隔十米快速跑步通过山口！此时，我带着后卫班继续用火力压制住山头上的敌火力点，就在田东民兵刚过完山口时，广州军区水陆坦克营的6辆坦克开进到这里，他们看见我们与敌火力点对射，水陆坦克的指挥员让我用曳光弹指示目标。坦克上的高射机枪一齐开火，把敌人的火力点全打哑了。坦克营的指挥员得知我们这10来个人与侦察大队本队已经拉开了很远的路程，便让我们搭上他们的水陆坦克，开足马力，不够10分钟便赶上了我们的侦察大队。
　　跟上队伍以后，大队首长命令侦察大队继续前进，这时我排作为前卫排，二班长蔡宗伟带着该班战士为前方搜索组，前出一定距离搜索前进。经过通农县城，未发现敌人，偶尔见有冒着浓烟燃烧的房屋，在通农县城南面约一公里远的一个山洞，传来阵阵枪声及爆炸声，山洞口上冒着浓烟，估计那里正发生着激战。
　　过完通农县城已经是2月18日下午，经过这两天爬山涉水，多数战士的腿都痛得厉害，尤其是刚入伍三个月的新兵多数脚上都打了血泡，疼痛难忍。新兵孙成文（山东曹县人）两个膝盖都肿得厉害，但他没吭一声，而是坚持一瘸一拐地赶路。一班新兵卢与国（贵州长顺人1959.10―1979.2）看到孙成文走路很吃力，主动地拿过孙成文背的探雷器背在自己的身上。二班长蔡宗伟虽然也累得很，但他还主动帮助本班走不动的战士背装具。三班长田国林，因几天拉肚子，吃不下压缩干粮，身体极度虚弱，但还是一步不拉、顽强地带领本班战士快速前进着。三班战士金必成（湖南常德人）、吴开能（贵州三都人）一路上不顾劳累，一路前进一路上多次爬上路边电线杆将越方电话线全部剪断。就这样，侦察大队又走了十几公里，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前面有一支我军的大部队，当时已经是下午5时多，离天黑也就个把小时了，我们90多人的队伍要经过那段复杂的山路，担心遭敌伏击。大队首长命令队伍迅速赶上前方的兄弟部队，于是大家都克服疲劳加速前进，终于在天黑之前赶上了兄弟部队61团。此时我们整个队伍人数众多，真可谓浩浩荡荡，两旁山头上偶尔也有敌火力点放冷枪，但看到我军这架势，都不敢轻举妄动，最后连冷枪也渐渐少了。这一段原本以为很险恶的山路倒成为侦察大队这两天来最平安的一段行程。
　　晚上9时许，突然听到后面200多米的三龙村里枪声大作，大家迅速就地展开卧倒，认真判断枪声来自何方，后来查实是越军特工队化装成支前民兵混进队伍把61团的后卫连给袭击了。当时在那里停留了一两个钟头，15瓦电台马上沟通了与师基本指挥所的联系，师首长命令侦察大队把当前的任务稍作更改：要侦察大队到北干一个叫那郭的村庄去接守67团8连拿下的一座大型弹药库。当时由于温科长相信那个带路“民兵”（该“民兵”自称熟悉到北干的路），决定让他带路，谁知走了没多远那“民兵”不见了。侦察大队的多数干部都认为这个“民兵”极可能是越军特工冒充的，欲把侦察大队带进伏击圈。我猜,由于当时附近10多公里几乎被我军占领，短时间内不可能集中足够兵力的越军伏击侦察大队，因此那“民兵”只好溜之大吉了。此时，半夜三更的，又无向导带路，加之我们使用的地图是1939年法国版1比5万的旧地图，已过四十年了，虽然图上标示着越文与中文，但毕竟时过境迁，现地多数的地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上末标有的现地又有了，原图上标有的现地又没了。这真的难倒不少人。我们为了研究地图时不至于露出灯光，只好把四块雨衣连接成一个大帐篷，四个战士手拉着，大队首长、侦察参谋、二队的领导围成一圈。我得到吴连长推荐，有幸参与研究地图的“高层”活动（因我本人1977年参加41军侦察兵专业技能比武并获军事地形学个人第一名，大家都知道在侦察大队的干部中，本人判定地图的水平是名列在前的），我根据地图的相关地貌、地物进行认真研究后斗胆提出建议：要到达北干只有沿左边的小路过江才是最便捷的，我按图上判断，到达北干直线距离不过7、8公里，拐弯抹角也不超10公里。然而温科长对我的发言压根儿就不当回事，他指挥侦察大队继续尾随61团后面走。前进了约2 -3公里在一个山口处，前面的61团被越军猛烈的火力压制着前进不得，部队在那里无奈地等了一两个小时，电台又沟通与师基本指挥所的联系，师首长严厉地命令侦察大队火速赶到北干，以增援那里的步兵8连抗击越军的轮番进攻，防止被越军重新夺回弹药库。这时温科长焦急了，不得不承认我所讲的路线是对的，并命令我带侦察排为前卫排，按原路返回2-3公里。回到铁索桥处天已大亮。过了江，爬过一座树木茂密的山头，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为了防敌伏击，吴连长命令我排前出100多米，二班又再前出100米，边搜索边前进。这样拐弯抹角地走了5―6公里，在接近北干的山口时，发现小河对面有4―5个越军，双方同时都已发现对方，越军也不敢开枪，一闪全跑进树林里去了，吴连长命令我排继续搜索前进。为了不让敌人看出我们的企图，我们接连不断变换前进方向。再往前不远，又发现了河边竹林后有十多个敌人，我命令三班立即占领左侧稍高的地形，这时从北面的一座最高的山头（后来得知是7号高地）打来5―6发追击炮弹（根据爆炸烈度判断为82迫击炮弹）在离我们不远处爆炸了。吴连长命令我排立即拐个弯，全队占领北干西侧的高地，爬到山顶，已能观察到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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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顶上，我们通过地图判定，确定了那郭的方位及距离，用望远镜一看，那郭旁边有几栋较突出的房屋处，爆炸声不断，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估计那里正在激战。此时吴连长命令李敏礼的二排为前卫排，我排则变为后卫排，开始向那郭方向挺进，从图上看小高地到那郭直线距离约三公里，需经过三个村庄。二排在开阔地成战斗队形，交替掩护，搜索前进，不一会功夫便占领了一个村庄，过了村庄不远遇到一条水流湍急水面宽约百米的河流。在河的上游找到一个小竹筏，当时吴连长决定，李副师长与温科长搭乘竹筏过河，其他人一律脱光衣裤了泅涉过河。大家已多时没喝水，渴得要命，这正好饱喝一顿清洁河水的好机会，同时又可以把身上几天来的臭汗渍清洗一番。吴连长安排了一个班兵力先行过河去前出100多米占领有利地形，掩护后续部队陆续过河。过河后，我们又接连绕过两个很大的村庄后，方向似乎已不大对头。找到了那郭村，已是19日下午三时多，我们按师指挥所说的坐标找到了那郭村，经过仔细观察，除了一座粮库和一个无线电发射站外，并未发现弹药库（事后得知，在图上有两个叫那郭的地名，师指挥所说的坐标有误）。为了应对敌人可能的袭击，领导把侦察大队安排在一个坡度较缓的小土山（无名高地）上，无名高地原来已修有两道环形堑壕及配套的防炮猫耳洞，接近山顶最高处还有数蔸茂密的大竹成环状拥簇着，既防炮弹又防太阳（那时白天的太阳光晒得很烈），是一处挺难得的防御工事。
　　我们按照现有地形安顿好警戒兵力，大家已饿得难受，幸好在山坡下的一片田里长着粗壮的甘蔗，大家顾不了那么多，折断几根大的拿上来就啃，解渴兼充饥，一举两得。生存问题虽然已初步解决，但上级要完成的任务仍没着落，于是大队首长派出三个侦察小组同时向三个方向去寻找弹药库。我带一个组，本排二班长蔡宗伟带一组，二排二班长卞祖贵（湖南常德人）带一组。我带6人为一个组沿公路向北搜索前进了2公里多，离7号高地还有7、8百米时，发现7号高地上有很多堑壕并有越军在走动，我用望远镜一看，发现高地上有大量的敌人（事后才知道那是越军一个加强营的防御阵地），当时看到有30多个越军开始向山腿移动，并向我们这边来，我判断敌人是冲我们6个人来的――企图包围我们？按当时地形，我们当机立断搜索了路边一所学校并以此作为防御阵地。该学校四周全挖通了堑壕，并有交通壕连接几间教室，加之学校外三面都是300米以上的开阔地，只有我们来时的方向有一些灌木丛，我想，这也是较好的可进可退的防御阵地，纵使敌人六倍于我，但以我们精干的人员与火力，完全有信心把这30多个敌人打败。
　　我把侦察小组布置成“品”字状三个警戒小组，形成四面都可以射击并可互相支援的火力配系，并且进能攻、退能守。通过望远镜，我向周围反复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弹药库之类的房屋，原以为那30多个越军是冲我们来的，我们在那里坚守了一两个小时，仍没有发现敌人靠近。或许是敌人考虑要越过3-4百米的开阔地，对其不利，也或许是天就要黑了，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30多个下山来的越军始终未敢靠近我们一步。眼看天就要黑了，我们只好扫兴而归。其他两个组已回来，也都一无所获。二班长蔡宗伟带的那个小组还与敌人的暗火力点对打了一阵子，所幸没有人员被打中。据大队派在最高点的观察哨报告称，在侦察大队坚守的这座无名高地四周发现有大量的敌人在活动。大队领导判断：今晚极有可能遭越军偷袭，因此必须布置各单位加强警戒，以防不测。
　　当晚，我们两个排利用小高地原有的环形堑壕，安排了26个潜伏哨构成环形防御。侦察大队的所有干部在竹林合围的一段较宽的堑壕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进路线及可能遇到的情况与处置方法。15瓦电台也架起天线与师指挥所不断联络，但因越军干扰电波极强，结果一晚上也没有联系上（后来我们得知，当天和安县敌我双方态势是这样的：我师的前进指挥所的就位于7号高地北面不远，而我们坚守的无名小高地则位于7号高地南面，两地直线距离约5、6公里，如果当天能及时联系上的话，师前指从北面进攻，我们从南面断敌退路，利用西面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作阻敌西窜的屏障，东面派兵力围堵南北夹击合围，全歼7号高地之敌，是很有把握的）。当晚，寒风习习，饥肠辘辘，我们忍着饥饿，顶着寒冷，虎视眈眈地密切注视着山下各个方向。为防敌人随时的偷袭，我一晚上都不敢合眼，沿着堑壕一个一个潜伏哨去查岗，结果发现很多战士都睡着了（也许是太累了），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弄醒，以防不测。还好，那晚上小高地周边的枪声却不多。
　　2月20日早上五时左右，雾气很重，五十米开外看不清人（我想：真是天助我也！）。我们90多人的队伍按一路队形跟进，利用大雾的有利条件，沿着朔江――和安――高平公路（相当于我国的三级公路）大胆地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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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队首长命令我排为前卫排,并指定我亲自带领六人:二班李旺胜（广东河源人，1956.6-1979.2）、刘剑海（湖南兰山人），官琪（贵州毕节人，1958.7-1979.2）、三班田国林、金必成、吴开能为前卫班，比排本队前出200来米，沿着公路边搜索边前进。过了班晚那个大村庄后，接着便到了和安县城，公路从县城旁边过。在和安县城的河边，有两个越军炊事兵在挑水，突然看见我们，吓得丢掉水桶拼命往城里跑。为了不因早暴露我们而影响穿插速度，我们没有向越军炊事兵开枪，而是加快速度跑过该县城。一路上因我们跑的速度很快，天未亮，加之因雾大能见度较低，之后的一段路程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在经过和安县医院旁的公路桥时看见有一辆我方的坦克翻落在桥边的河里。在经过寿强村口公路的拐弯处，发现有七、八辆我方的坦克被打坏在公路两旁的菜地里，有十多具坦克兵被烧焦的尸体躺在路边。我深知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恶战，但考虑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眼前的这一切不容我多想，只管加快速度跑步前进才是最现实有效的。当我们搜索到接近那苇村时，有个敌哨兵站大树下地向我们队伍观察，估计是因雾太大，他也分不清是哪方的人，没等敌人进一步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位于前卫班最前头的我用微声冲锋枪向敌人打了一个短点射，敌人应声倒下便丧命了。连长又命令我们继续加快速度前进，到了无道村前几百米的公路边，土坎背后有三个敌哨兵探头探脑地向我们队伍张望，我估计是越军前出的警戒小组。敌人刚发现我们，拔脚就跑，我带前卫班紧追不舍，并边追边用微声抢打点射，因距离太远，加之路树多且密，没有打中。狡猾的敌人知道在公路很难逃脱，便改左转向田间小路逃跑，并已跑出近100米，这时雾气仍很重，前卫班六支枪集中火力向那三个敌人一齐开枪，枪一响，那三个敌人倒下都不见了，不知是被打中，还是卧倒了。反正他们不在公路上，不妨碍我们前进，也就没时间再理会他们了。
　　我们接着继续跑步前进了几百米，在接近无道村村口的公路。向右侧分岔有一条乡间土路，我拿出地图判定：此处到扣屯（312高地）距离约六七公里，如果沿那条平坦的沥青公路走的话，不仅到扣屯的距离远了（沿公路到高平市仅5-6公里，再从高平市拐个大弯到扣屯又有6-7公里）许多，而且通往高平市的公路显然是越军防御的重点，越军无论如何不会轻易让我军进入高平市的。按当时我对地形判断及敌情顾虑的大小分析，我毫不犹豫地带前卫班沿着岔右行的土路前进（这是侦察兵“避重就轻”原则使然），并且已经走出了300多米。这时，温科长及大队部的多数人已来到了岔路口处停下，他们通过对讲机把我带的前卫班又全召回到岔路口处，并命令我沿大公路搜索前进。我据理力争，向温科长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走右边的土路到扣屯不仅距离近，而且敌情顾虑小（我经过观察，土路前方至少一公里内仅是稻田、村庄、坡地、河流等无险可守），而走大公路，不仅距离远一倍多，更重要的是敌情顾虑太大，公路是越军防御的重点，从寿强村头我军坦克被损严重的惨状就可看出。温科长对我的建议不屑一顾，右手扬起手枪，说：“我命令，沿公路前进，你们必须立即执行，你带前卫排前出搜索前进！”说着手上拿着手枪在我的头顶上晃了几下，言外之意我很清楚，如果不服从他“走公路”的命令的话，挨枪毙都有可能！我本来仍想向他陈述走土路的好处和走公路的弊端，结果他把声音提高八度：“钟排长，执行命令！”，他手上握的手枪在我头顶附近晃得更厉害了。我此时心里暗暗叫苦，顿生一阵悲哀：心想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敌人已有两个警戒组前出这么远警戒，说明前面必定是防御重点或伏击阵地，仅凭我们这90多人就直闯敌人的伏击阵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而现在我们的温科长却这样不加思考就武断下决心，后果肯定是惨重的――非但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还可能葬送上百官兵的宝贵生命！
　　我心里尽管不快，但还是无奈地带领前卫排、前卫班按“走公路”的命令执行了。我带着前卫班前出100米并且我始终冲在最前面――我认为自己位于最前面遇到敌情处置会恰当一些，而且在动作上十分认真敏捷。我带前卫班刚进无道村边，看见公路旁一间独立房里走出一个肩背一支半自动步枪的越军女兵，她出屋关门转身一下就看见我们，还来不及举抢，就被我用微声枪一个短点射击毙了。没走多远发现右边院子矮墙上露出三个越军的脑袋来，我用微声枪打了一个点射，敌人一下子都缩进去了。估计是敌人听到刚才我们在此前追打那三个越军的枪声，已有所准备。吴连长大声命令我带前卫班搜索跑步前进，刚出村口，我扫了一眼，发现公路左方、左前方一百多两百米远的小高地上有大量新挖的堑壕，便本能地、果断地从公路左边跃过公路右边的旱沟，我排靠前的战士也都跟着我跃到右边，一路队形边搜索边跃进。
　　我跳过公路最低处的桥涵再往前刚跃出二十多米，突然，敌人一个长点射朝村里后卫排（二排）的同志先打起，紧接着整个山头上枪声大作：堑壕里、掩体里、地堡里的轻机枪、重机抢、冲锋枪、步枪、追击炮等越军火力一齐向我们猛烈打来，顿时，枪声、炮声、爆炸声、叫喊声响成一片。枪一响，我们就迅速就地卧倒进行还击。公路虽不高，但在路右边仍有一点反斜面，可勉强隐蔽卧倒紧贴地面的人体。就在我刚卧倒举枪还击时，“达达达达达……”一个长点射直射我来，我已感到戴的帽子动了一下，身上的背囊也动了好多下，这时我心头不由地闪出一丝阴霾：难道今天就要葬身于此地吗？此时的我被敌人打来的子弹震得两耳翁翁作响，但我觉得仍没有哪里有痛感，说明还没有被子弹伤到身体哪个部位。我想，这样不行，我已看到前面山腿突出部的越军还没有开火呢，如果这些火力打来我麻烦大了，必须想办法摆脱这被动挨打的困境――可以假装已被打中，我把两手向外伸开，这样做能把下巴更紧贴近泥土，可以有效地降低身体的高度，减少被子弹击中的概率。因为我卧倒的地点离敌人最近（大约一百二三十米），越军连续向我打了七八个点射，打低的弹头落在沥青路面上，打高一点的却打在我放脚的地方，我赶紧把两脚缩回来（我后来才发现帽子被打了两个弹孔，估计弹头离头皮仅2公分，这2公分便成了“生死距离”，背囊因较突出也被打了好多弹孔）。敌人看见我好一阵子一动也不动，并且两臂已伸直，以为是打中了，便把火力转移去打后面的其他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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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留意到越军设伏的地形：这个地形，应该说是越军精心选择并做了充分准备的，对敌方设伏十分有利，而对我们进攻则十分不利――公路一出村口，沿着长弧状土山（比高几十米）的山边一直向前延伸（并且越往前越靠近山脚），堑壕到公路的直线距离在100米至200米之间，山上新修建了两道平行的堑壕和纵横交错交通壕、掩蔽部，上面分布着数不清的单兵掩体和散兵坑，越军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发挥火力优势，进可以逸待劳地打伏击战，退又可从后面的山梁上撤走。在公路右侧的村边处有一座小山包,山包上挖有堑壕与掩蔽部,山包的周围零星分布着10多间大小不一的房屋,战斗打响后才发现这山包与房屋都有越军埋伏, 而且越军在此打的是侧射、倒打火力，对我方构成极大的威胁。这地形打伏击战真是损招！而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犁翻晒的泥田，甚至连高一点的田埂都没有。连部和炮兵刚出村口处，是一片（从敌方向看）正斜面公路边坡（无遮蔽物），所幸路边还有一堆长约五米，宽约三米，高约六十公分的片石堆，那是不可多得的可利用地物，所以那时在石头堆后面挤满了我们的人，但仍有一些人因无地物隐蔽而被打中，枪声、爆炸声夹杂着被打中者的呼救声连成一片。这时，突然“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响，敌人用82迫击炮向我方多数人卧倒的地方打来，炮弹落在石头堆附近爆炸，把那里的几个同志炸伤了，卫生员陈朝桂（广西平南人）不顾一切地抢救包扎伤员。这时，侦察二队指导员朱秀珍（广东汕头人，1979年2月20日牺牲）为了过公路指挥右边的战士作战，他在匍匐过公路时，被敌机枪打中大脑，当场英勇地牺牲在公路上。此时，已有多个战士被打中，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凶。
　　当时最靠近排指挥位置的是二班长蔡宗伟(出征前吴连长在会上已明确宣布二班长蔡宗伟作为我的指挥代理人),他带领侦察排的10多个战士占领公路右侧稍为突出的地形,用猛烈火力射击敌人。蔡宗伟与三班副班长杨清华(广东海康人)立即带领附近全部战士用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已经把一部分敌人击毙在山包旁边。此时敌人也以密集的火力向他们打过来,蔡宗伟、杨清华等人利用现场一棵倒下的大树作遮蔽物,用点射向敌人射击,已把大部分敌人击毙或击伤,这时,”纭钡囊磺,蔡宗伟的头顶被敌人子弹划伤了,鲜血直流,杨清华立即用急救包给他包扎,用了一个急救包仍不够,又另加一个急救包才能止血。杨清华说：“二班长，你受伤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蔡宗伟说：“你不要声张，以免影响大家的士气！”说完，他还像没事一样，带领大家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
　　这时我发现在田边公路旁的战士火力发挥得不够理想，为了找好一点的指挥位置，我利用敌人火力转移的空隙，深深地吸一口气一跃而起，纵身跳进身后的水沟里，齐腰深的水无大碍，一米多高的河堤倒是难得的遮蔽物，可有效挡住敌人飞来的子弹。此时敌机枪一个长点射直追着我来打，由于我跳进河的动作飞快，子弹全被河堤挡住了。在那里，我利用河堤作依托一枪一枪地瞄准山上的越军射击，同时也指挥附近的战士瞄准敌人射击，不准浪费子弹，我心里明白：这一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何时呢！
　　此时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从右边小山包处出现50――60个越军的火力，侦察大队同时被左前方山头与右边小山包上敌人两面火力的威胁，十分被动。为了解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吴连长命令蔡宗伟、高绍平（一班代理班长，广东从化人）及杨清华立即带领附近的所有战士冲上去，集中火力把小山包这一带的敌人消灭掉，以减少我后方及侧翼敌火力的威胁。
　　二班长蔡宗伟不顾伤口痛，毅然下令：“同志们，跟我冲！”，他跃起冲了上去，他刚冲上几十米时，突然遭到左前方山头上的敌机枪一个长点射打中了下身，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通信员黄杰谋（广西都安人）爬过去给他包扎，他已双眼紧闭，可见他此时疼痛难忍，但嘴里仍在吃力地说“告诉连长，我不行了，我为党为人民战斗到这里了，告诉连长，敌人很狡猾，不要上敌人的当，赶紧带部队突围……”。说完最后这句话，头一偏，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可爱的二班长蔡宗伟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这时传来“轰、轰、轰”的爆炸声，公路右侧的小山包上的越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接二连三地向侦察排的 阵地扔手榴弹，在第二个手榴弹爆炸时，把三班战士梁伟明（广东顺德人，1959.6――1979.2）炸伤了，但伤得不太重，他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用冲锋枪向敌人射击（后来他带的子弹已打了大部分）。过了一会儿，敌人扔出的第三个手榴弹在梁伟明身边爆炸了，这一次他被爆到伤势很重，在附近的李恩海（河北黄骅人）帮他包扎，用了4个急救包都难止血，最后因失血过多英勇地牺牲了。梁伟明同志在牺牲前的最后时间里还写了“一是要把越寇的反动气焰压下来”的纸条，表现出革命战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那纸条是此后防化连在收烈士尸体时发现的。梁伟明同志的事迹及纸条被多次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等报纸上广为宣传，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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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排也有好几个同志被打中，当时吴连长下令，要大家边打边撒。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公路左边的同志根本没办法撒出，右边的撒出是容易一些，但考虑到左边被困的同志，必须用猛烈的火力进行支援，以有效压制敌火力。我在那里连续打超过百发子弹（因为微声枪只有120发专用子弹，另加130发五四式手枪弹，在没有专用弹时可勉强使用），我确认亲手已消灭了11个敌人。公路右边的地形较便于发扬火力，都在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越军被我们消灭了很多，打了一段时间后，看得出堑壕里的敌人越来越少，但过了不大一会儿，从高地上的交通壕里又涌出一批敌人来，这批敌人一到，火力接着又密集了起来，并且还听到越军用生硬的普通话在叫嚷着“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一听肺都气炸了，向敌人射击更加猛烈了。我排二班新战士官琪（贵州毕节人，1958.7―1979.2）认为必须反击敌人的政治攻势，他也提高嗓门在喊“诺松空依约，哟呆勒恩……”（越语：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冲官琪大吼“你喊有个庞茫樽己莺荽虿庞杏茫〈蛩酪桓龉槐荆蛩懒礁鲎桓觯　　庇谑俏颐堑幕鹆τ置土移鹄戳恕Ｒ话嘈抡绞柯牍疽恢倍加妹土业幕鹆ι浠鞯腥耍坏惺至竦ㄉ肆耍幌氯栽诩岢钟妹土业幕鹆ι浠鞯腥恕⒑罄此巧硖宥啻χ械⒂挛摹６嗾绞坷钔ぃü愣釉慈1956.6――1979.2）在转移过程中，被敌人子弹击中受伤，但他仍坚持用冲锋枪火力向敌人射击，后来又被敌人投来的手榴弹炸中因流血太多而英勇牺牲。
　　一班代理班长高绍平、杨清华他们看到二班长与几位战友已壮烈牺牲，心中燃起了报仇的怒火，他们带着附近的十几个战士，以猛烈的火力打击小山包上的敌人，不一会越军被消灭了10多个，剩余的已全部向右面的村庄逃窜，有几个越军躲进了小高地下的掩敝坑道里，被高绍平他们扔进了10来个手榴弹去炸，不知敌人是伤是死，反正后来也没见敌人有动静了。
　　吴连长多次命令大家向公路右侧到河边村庄一带突围，但在阵地上仍有很多同志无法撤出。当杨清华、陈贵良等人带着附近的10多个战士转移到村边坟场边时，看见有三个越军向这边移动，企图袭击我们撤出的人。当时杨清华他们就地卧倒等待敌人逐渐靠近，并对敌人目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由陈贵良负责打第一个，孙成文负责打第二个，杨清华负责打第三个，按杨清华的口令统一开火，他们瞄准后同时开枪，三个敌人应声倒下，干脆利落。接着他们带着一拔战士迅速向江边的村庄转移。当杨清华他们刚撤出到江边的村庄时，遇到一个越军从竹林打来的火力，他走第一，第二个是40火箭筒班的战士，敌人也许是瞄杨清华打的，可能因他们速度太快，结果40火箭筒班的战士被打中胸部而牺牲，接着他们几个以密集的火力把那几个越军干掉。
　　中午十二时左右，越军近百人从左侧山腿的交通壕向侦察大队后侧移动，企图从后面包抄我们。吴连长在竹林后面指挥战士边打边撤时，被敌流弹打中右大臂，幸好前面的大竹把子弹阻挡了一下，所以子弹头打进他的右大臂仍留在肌肉里，连长忍着伤痛仍坚持指挥战斗。当时我指挥本排部分战士往右面小村庄撤，温科长刚好也撤到了公路右边的坟场一带，他这时也不知往那里撤最好。我用望远镜观察了河西南面的山头，没发现那边有敌人，便将此情况向科长汇报。科长命令我带10来个战士在后面作掩护，一班的卢和杰（广西河池 人）及二排的机枪手等人在内负责掩护，温科长带着二十多个战士在河下游不远找到一座已被拆了部分桥板的钢索吊桥。在边打边撤的过程中，从坟场到河边村庄一线陆续撤出的十几个战士（也有61、62团打散的战士）被我收拢并组织一起往河边撤，刚到河边听到有枪声并看见几百米外的钢索桥上有支部队向这边运动，我用望远镜一看是我军的旗号。这支队伍是听到撤出的温科长说李副师长和侦察大队遭敌伏击，不少同志被困在公路旁才过来救援的。于是我带着20多个战士，又按原路返回与增援部队接上头。原来是我们67团二营的部分兵力，其中四连的刘粤军连长最为勇猛，他右手提着一支冲锋枪，上衣扎在裤腰里，利用上衣的空隙揣着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匣，那姿势确使敌人“望”风丧胆！我跟二营营长简要汇报了被伏击的敌情与地形，营长立即让我们把四连五连的兵力带到公路边。就在我们带二营的步兵在到达公路边后，本排的、二排的近10个战士在坟场一带被敌阵地上狙击手不断射击，并打伤了几个战士，其中二排的三班长卢伟成被敌火力打中背部（因他肥胖，肌肉厚未伤到骨头），他仍坚持战斗。为了除掉敌狙击手，我跃进到卢伟成附近，用望远镜一观察，发现敌阵地侧向我们的一段堑壕有几个越军向这边瞄准，堑壕上面用伪装网伪装，用肉眼看以为是草地。我拿过二排机枪手的班用机枪用望远镜看清了准确位置，用精度瞄准打了一个长点射（20发以上），然后再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至少击中了4个敌人（不知是伤是死）。我和几个战士立即离开坟包一线，不一会儿，越军就向坟包一线射来一发40火箭弹，所幸我们的人已经离开那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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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的82追击炮兵同时向敌阵地发射了几发炮弹，越军以为是炮火试射，纷纷向后面的交通壕逃窜。敌火力已有所减弱，加之我方所有武器的密集火力压制敌人，为救出李副师长和其他伤员提供了机会。我排二班战士苏世智（广西灵山人）在抢救出李副师长过程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灵活地与六连的排长曾益邦、阮展瑞等几个同志合作，他们拖着一辆木板车，冒着敌人的火力，跑了一百来米远，到李副师长受伤时隐蔽的粪池旁边，看到首长身上四肢中弹，伤势很重，于是他们赶快把李副师长抬上板车并用绳子绑稳。四连的排长曾益邦（广西玉林人）在抬李副师长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擦中脸颊，但伤势不重。他们几个冒着敌的火力，将李副师长拼命往回拖，板车一路跑，敌人的子弹也一路追着打，弹头在他们的脚边和板车轮下面乱蹦乱窜,小苏始终没被打中，但有两个战士被子弹伤到肢体。李副师长得救了，负责警卫李副师长的警卫排长张⑵窖恳仓械芰酥厣耍黄鸨痪瘸隼础Ｍ蔽颐窃诟浇⑾植⑶谰瘸黾父錾嗽保渲杏形胰鲜兜牧矫厣嗽保桓鍪69团侦察排的二班长卞祖贵（他脸中间中弹，子弹留在头里），另一个是我排一班的老兵何桂培（广东番禺人，他是面颧骨被打掉。何桂培这个老兵，入伍仅比我晚一年，可他在边境侦察活动中非常勇敢，每次穿过越方地雷场时，他总是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他大胆沉着老练，对付越军布设的59式防步兵地雷确有一套：用一根七、八米长的竹杆，顶端绑一树杈，他卧倒用竹杆向前捅三两遍，没地雷再前进一段，有地雷被他这样一捅全炸了，他却安然无恙），就在我们带人去救他时，他对我说：“排长，救救我…”我大声对他说：“何桂培你放心，只要我们还能活着，就一定把你救出去！”大队人员及二营官兵抬着李副师长等几位伤员，边打边撤，离开无道这个悲惨的地方时，已经是2月20日下午四时多了。
　　我们另外还有两路人马是在吴连长下令突围先后撤出的，一路是吴连长的一拨人马，自从十二点他在竹丛后被打中右臂，但连长仍忍着伤痛坚持在指挥的位置上，直到下午才撤离公路西侧，往扣屯方向转移，刚撤到江边，发现几个敌人，吴连长端起冲锋枪把敌人打掉。他们没能找见那座钢索桥，结果只好泅渡通过那百米宽水流湍急的河，向扣屯方向运动。另一路是温科长带领的一拨人马，通过钢索桥，向扣屯（312高地）方向挺进。
　　下午五时，我们大队人马抬着伤员到达扣隆时，与先前过了江的吴连长带的两路兵力汇合了。经过清点人数发现我排还有2个同志下落不明，原来在撤出重围的过程中，由于有的同志不明确集合点，所以三班长田国林和二班战士官琪撤出后没有往扣屯方向撤，而是错误地按来时的方向往北撤，后来从其他信息得知，他们两个是在撤出以后被敌散兵火力击中而光荣牺牲的。
　　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六、七个人抬着一个伤员，都感到非常吃力（实在是疲惫到了极点），经过班多、班匝两个村庄，接着又爬过几座山头，5、6公里的路程费了好几个钟头，于当晚九时多到达扣屯（312高地）。当即安顿好伤员，组织好警戒，弄点吃的填肚子，在那堑壕里深深地睡了一觉（5天来第一回得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地形：扣屯（312高地）――五、六座比高约150―200米几乎环状连接的黄土山，山边四条公路的交汇处恰好在各个山头直射火器的有效射程控制之内；一条小河蜿蜒从山脚而过，河上有三座二三十米长的公路钢梁桥――此乃兵家必争的绝好的防御阵地。在此设伏，可以抵挡数倍之敌的轮番进攻。
　　第二天上午，我们从312高地山顶看见，高平市区枪炮声大震，火光冲天，浓烟遮天蔽日，友邻部队在向高平市区发起了总攻。这时我留意了，到扣屯（312高地）的部队明显多了起来，不仅是侦察大队的，也有67团的，师前进指挥所也到达了，甚至还有别的师的部队，估计兵力不下千人。师前进指挥所（军里毛副军长加强到我师指挥）的首长立即把扣屯现有的兵力（不论哪个部队的）都统一进行分工安排。因有上级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情报：越南太原方向有一个越军加强师正在向高平市增援，上级命令在扣屯的所有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打好这一依托扣屯有利地形抗击越军增援部队的防御战。师首长立即把所有兵力进行了分工，有的挖堑壕、猫耳洞，有的往各个方向前出警戒、侦察，我侦察排由于伤亡过半，完好的同志仅14人，只能安排担任其他任务――在晚上担任师前进指挥所的警戒，在白天则外出，我带八个战士到波列、班多、班克一带公路侦察了解路况，四处搜索，主要是搜集吃的和搜集武器弹药。21号上午在离扣屯约三公里的一个山腿发现一个越南公安屯的小弹药库，里面所有枪支弹药的包装箱上都标明是中国生产的。我们结合扣屯部队现有的枪炮选择一批合用的子弹、炮弹等，运回312高地工事里。下午又找到一间小粮库，里面满屋装了一袋袋大米，麻袋上的“中粮”两字十分醒目。我们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储备了打大仗恶仗必需的粮食与武器弹药，堑壕也都陆续挖好并完善。我想，这回该轮到我们以逸待劳伏击越军他们了。
　　从2月21日至27日都没发现太原方向越军的到来。在2月22日我带侦察班外出侦察过程中，被几百外的波列村南面山头上敌人的流弹打中三班战士李恩海的大腿，所幸无生命危险。到2月28日接师基本指挥所的命令，要求扣屯的所有部队全部前往和安县7号高地与师基本指挥所汇合，重新整编、合并、补充兵员，以迎接新的战斗。在往7号高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侦察排奉命为前卫排，我带七个人战士负责前方警戒并带路，在班克村与敌人的散兵发生遭遇战，消灭2个敌人，其他的已逃跑。到了7号高地把受伤的同志交后勤医疗部门起运回国后，我排从步兵连补充了一些战士。在七号高地休整了两天后，抽一个班的兵力，便随步兵团一起对高平省西北部石山地区开展清剿战斗，在此后的十多天清剿战斗中，他们虽然也遇到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始终没有无道村遭敌伏击战那样惨烈，也没有人员伤亡。其余的10多人由我带领，护送16台运战利品的汽车回国，路上也被敌散火力点拦阻，但均被我们火力压制。使车队顺利经朔江、平孟回国，一路无伤亡。
　　我侦察排在这次穿插战斗中，共计消灭敌人38名，全排牺牲6人，受伤9人；二排牺牲3人，受伤3人；侦察大队在无道村遭敌伏击战斗中牺牲的人数30人（含失踪人员），受伤20多人，侦察大队共歼灭越军人数超过80名。
　　这次穿插战斗的主要成绩及经验是：（1）我们侦察大队是41军所有侦察大队最早到达扣屯的侦察大队（尽管中途因上级改变任务而耽搁了较多时间），这个成绩谁也抹杀不了。（2）整个穿插过程中对各种敌情处置还是比较正确的（无道村遭敌伏击战道路选择错误例外）。（3）整个穿插战斗过程中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在无道村遭数倍于我之敌伏击的2月20日，全体官兵仍能拼命打近战，打恶战，在兵力、火力、地形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能与越军一个加强营浴血奋战达10个小时，且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在我们侦察兵身上的具体体现，这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这次穿插战斗的主要教训是：指挥员（主要是温科长）在无道村岔路口就选择走公路与走土路问题上，不够沉着，缺少分析，下达了错误的命令（这可能与他刚从69团副参谋长改任侦察科长不足5个月，不懂侦察专业技术有关）而导致出现被动挨打、伤亡较大的结果。假如侦察大队走的是右边的土路到达扣屯的话，我们侦察大队则是战斗英雄辈出的战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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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英雄流血了，可我们的法卡山呢，去哪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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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啊~！暂时没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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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玉林人，聪明勇敢！
　　41集团军，驻兵柳州和贵港。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曾在41军任职。广州军区另一集团军，42集团军驻军广东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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