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几天，笔者发文点评了“因一位御史老婆捉奸行为而引发《‘蝴蝶效应’导致明朝灭亡》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不认同“蝴蝶效应”理论、不认可小事情能够引发大变化的规律。
说起来，明朝灭亡，还真的是与明朝发生的“两件小事”有密切关系。
其一，“误杀”女真人塔克世和他父亲。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的古勒城。明军遭到激烈抵抗，久攻不下，于是女真人塔克世和父亲两人冒险进城劝降。没想到劝降未成，此时突然城破，明军冲进去不分青红皂白，竟把塔克世父子也杀了。父子俩本来是为明朝做事，不料遭此惨祸，明朝解释这是“误杀”，给塔克世的儿子赔了30匹马了事。误杀了两个边塞草民，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其二，为节省财政支出而裁撤驿卒。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明朝已经风雨飘摇。显然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是民变四起，国外又强敌虎视。在内忧外患，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朝廷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崇祯便下令在全国整顿驿站，裁撤驿卒，以节省财政支出。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并为过境的官员提供服务，驿卒就是这个机构中最底层人员，干活辛苦收入极低。旨意下达不久，裁员进展顺利，也收到预期效果，据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朝廷节省白银68万两。
就这样，两件看起来似乎都不起眼的小事，结果却引发了明朝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的影响。虽然明朝因“误杀”给塔克世，给他的儿子做了赔偿，但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始终没有放下心中仇恨。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从“含恨”二字不难看出，他之所以造反，就是与大明王朝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他初始阶段不敢与明朝公然为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苦心经营。几十年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雄踞关外，对明朝形成威胁。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大清。
而第二件小事的影响愈发富有传奇色彩。本来，崇祯皇帝下令裁撤驿卒，是为了精减机构，精简人员，搞好节流开源，应属明智之举，但是朝廷只管裁减，却不负责安置，由此落下了祸根。试想，与皇帝的江山相比，百姓的死活显然是小事一桩，但这对银川驿站的驿卒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当时西北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树皮都吃光了，人吃人的惨剧都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生活来源，就意味着要么等死，要么揭竿而起。当选择只有两条：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既然两条都是死路，与其做饿死鬼不如做饱死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留名千古。
在这批下岗的驿卒当中，有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年轻人。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世代贫农，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羊，长大后在银川驿站谋了个驿卒的差事，好歹能混口饭吃，没想到崇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纸令下，就断了他的生路。康熙《米脂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李自成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造反道路。
1644年春天，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紫禁城，顺便抢了崇祯的皇帝宝座。当年的银川驿卒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崇祯终于也尝到了“下岗”的滋味，不得已只能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崇祯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裁掉一个小小的驿卒，竟为自己培养出一位掘墓人。
同样令明朝皇帝想不到的是，清军在被“误杀”女真人塔克世后人的率领下，野心勃勃逐鹿中原，不料被明朝精锐挡在山海关外，无法前进半步。恰在此时，李自成完成了对明朝的最后一击，天赐良机，清军趁机挥师入关。于是，1644年的北京城，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李自成抢了崇祯的位置，可惜只当了42天的皇帝，又被清军赶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紫禁城再次易主，大清顺治皇帝登极，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孙子。
两件小事，犹如“两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微风吹到1644年，终于引发了一场龙卷风，大明帝国随风飘散。
通过上述两件小事引发的大变化，我们应当汲取些什么教训呢？我想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具有启示：
一是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他的那篇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
二是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无疑是至理名言，是需要我们时刻必须牢记的真理。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因过去曾经做过的某件小事而被彻底改变一生的结局。前不久，有家媒体报道了一位见义不为的“围观”者袖手旁观，后来才发现受伤之人竟是自己亲人，却由于耽误宝贵抢救时间撒手人寰而痛不欲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还可以有许多见仁见智的看法说法，笔者就不再展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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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30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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