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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梦的故事，皇帝梦龙，做官的梦棺（官），文人梦笔。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文人江淹，据说他少年时梦见有人送他一支五色笔，从此文思大进，其《恨赋》、《别赋》险些弄得纸贵一方。后来为什么“江郎才尽”了呢？原来他又梦见送笔之人将五色笔要回去了。这种故事很多，其真假颇值得怀疑，但这些传说至少揭示出古人的一种心态，认为梦与现实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者说，梦对现实有其预示作用。而要揭示这种联系，将神秘的预测“挑明”，就需要借助于占梦术了。所谓占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圆梦、解梦或释梦。术士根据人们梦中所见，来预测人事的吉凶休咎。占梦的历史很悠久，也曾有过较高的地位。在包括占耳鸣、占鸟兽鸣叫、占眼跳、占喷嚏等在内的各种杂占术中，占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因而《汉书·艺文志》中有“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的说法。 占梦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与古人对梦的迷信直接相关。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梦是人们睡眠过程中部分思维细胞活动的结果，与人的日常经验、心理需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古人还有“南人不梦马，北人不梦船”之说。但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将梦理解为鬼神的活动，是鬼神在人睡眠时与人沟通，传达天意，指点迷津，因而在他们眼里，占梦是揣摩天意的活动，自然意义重大。
在远古神话时代，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梦应是有神性的，梦是由神安排和管理着的。由于梦是被神管理的，所以在《白泽精怪图》中，说黄帝手下有个神兽叫伯奇，黄帝专门叫它吞食噩梦，在汉代还有“伯奇食梦”（《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直到敦煌唐人写本《白泽精怪图》中还说：“人夜得噩梦，旦起于舍，（向）东北被发咒曰：伯奇！伯奇！不饮酒，食六（家）常食，高兴地，其噩梦归于伯奇，厌恶息，兴大福，如此七咒，无咎也。”伯奇吞噩梦是受黄帝神的指使。黄帝自己做梦，由于他是神，所以梦游称为“神游”。黄帝梦游华胥之国，后专称为“梦华”，有深远的影响。宋代孟元老追忆北宋汴梁旧事，写有《东京梦华录》，即取意于此，序云：“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后来发展到，因以追思往事，恍如梦境为梦华，故元代涨翥《蜕庵诗·清明游包家山》云：“辇路迷游躅，宫词入梦华。”这样看来，黄帝做梦游华胥之国，是神首次做梦，而且专有名词产生。梦既然是神安排和管理的，按神的旨意能安排相爱的人在梦中幽会。《山海经·中次七经》说炎帝有个女儿叫瑶姬，死后化为渚草，“服之媚于人”。即吃了渚草就可以为人所爱。唐余知古撰《渚宫旧事》引古本《山海经》更说：“媚而服焉，则于梦期。”意为被人爱上以后又吃这种草，就可以和想念的人在梦中相会了。这样看来，瑶姬所化的渚草就是使恋人梦中相会的梦草。到了汉代，有真正的梦草传说流传，这就是从渚草神话衍化出来的怀梦草传说。汉郭宪撰《洞冥记》卷三记载：“有梦草似蒲红色，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梦’，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这是将梦神化以后的梦的传说。
同时，按神的旨意，若什么神想生儿子，就安排他的妃子在梦中去吞太阳，吞一个太阳就生一个儿子，《拾遗记》卷一云：“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由以上黄帝、炎帝、帝喾的神话看来，原始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梦具有神性，并为神所管理着。
到了传说时代，人们考虑的梦与原始神话时代有所不同了，其时人们将梦进一步看作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渠道。最早见的人神沟通的梦，是殷代祖先商汤大臣伊尹生空桑的传说。《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此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很清楚地说明了通过梦这一渠道，将发洪水的信息告诉了伊尹的母亲，接替夏代的商代，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其梦境显然与原始时代不同。到了殷代，将梦视为人神沟通的渠道后，也就把梦视为梦的预兆（梦兆）了，梦作为前兆（吉兆或凶兆）便成立了。分析殷王的梦兆，也便成了当时国家的大政了。
西周时期，占梦术作为前兆开始形成风俗，周天子开始设有专门占梦的官员，为天子和诸侯占梦。《诗经·小雅·正月》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的诗句，《周礼·春官》有“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寤梦，三曰咸陟”的记载。占梦官因为是为天子或诸侯占梦，有进言之便，所以就有了其他官员所没有的特权。误君谗臣之事时有发生。
《左传·衰公十六年》记载，卫庄公的占梦官（占梦嬖人）向庄公之子太叔遗讨几杯酒喝，太叔遗没有给他，他就和卜人（掌卜的官员）一起向卫庄公进言谗害太叔遗，说；“君有大臣在西南隅，不把他赶走，恐怕对您不利。”卫庄公听信谗言，就将太叔遗驱逐出境。太叔遗只好逃到晋国。占梦官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占梦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周礼·春官》）。所谓六梦，即“无所感动平安自梦”的正梦，“惊愕而梦”的噩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的思梦，“觉时道之而梦”的寤梦，“喜悦而梦” 的喜梦，“恐惧而梦”的惧梦。庄子认为“梦者，阴阳之精也，心所喜怒而精气从之”；列御寇亦如是说：“此六者（指六梦），神所交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壮则梦生杀；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故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梦的认识多着眼于人的情绪（喜悦、恐惧、惊愕、思虑、愤怒等）和所谓的阴阳二气。
两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阴阳五行说的流行，人们对梦的认识和理解由表象而渐入其里。《黄帝由经·灵枢经》说：“正邪外袭，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淫于藏，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心气盛则梦喜笑，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脊两解不属；其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火焰，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则梦接，客于顶则梦斩首，客于足则梦行走，而不能及居深井内，客于股肱则梦体节拜跪”（引自《太平御览》卷397）。这种以正邪（阴阳）二气在人体部位来确定所梦物象的方法，虽有将梦这一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但它毕竟还是比较客观地看待梦的产生与所梦物象，对人们认识梦有一定的帮助，为诊治多梦及其他梦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是从人体科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梦、解释梦，没有多少封建迷信色彩。然而，这样一种属于古代科学的理论，却被术士们拿来用作占梦。科学被掩遮于迷信之下，可谓是科学的悲哀。
源远流长的占梦文化（2）
当然，除非不得已，术士是很少利用《黄帝内经》关于梦的理论来解释梦，他们占梦通常是视其所需，借助某种占卜术的理论。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占梦术并没有自己的理论，它常常要借助别的术数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依附于别的术数，常见的有占星术，《易》术，五行术，甚至还有相术。占梦最早依附于占星术，《周礼·春官》中有“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的记载。后来，占梦又与《易》术、五行术联系在了一起。最初，占梦需要的知识相当杂驳，要掌岁时，观天地，辨阴阳，识星辰。到了后来，术士对某种术数一知半解，就大言不惭地声称能占梦之吉凶，一点也不汗颜。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人们（尤其是帝王）对梦的迷信逐步减弱，到汉代以后便不再设专门占梦的官职，五代以后，不仅不再有占梦的名家，甚至江湖上的圆梦先生也不多见了。元明时期，占梦作为一种职业已不存在，但占梦的“知识”仍广为流传。
鉴于术士占梦各恃一技，所宗多不相同，因此，要简单而全面地勾勒一下古代占梦术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能粗疏地勾勒一下有关的重要方面，加以析理批判。
古人占梦有五不占和五不验之说。他们认为占梦同卜 筮、《易》术一样，是一种求得与神灵沟通的神秘过程，对其神秘性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必须至诚至敬，所以，占梦也就有了许多条条框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五不占和五不验。五不占是：神魂未定而梦者不占，妄虑而梦者不占，寝知凶厄者不占，寐中撼寤而梦未终者不占，梦有始终而觉佚其者不占。译成白话就是心神不定就成梦的不能占，胡思乱想而成梦的不能占，醒后知道有凶险的不占，睡眠中被摇醒而梦未做完的不占，梦虽有头尾但醒后已记不全的不占。换句话说，只有平静地入睡且睡眠中没有什么干扰时做的梦，醒后还能完完整整地记下来的才能占验吉凶休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人只有在恬静无干拢的睡眠状态中才能得到神灵的启示。五不验是说有五种情况占梦不灵验，一是“昧厥本原者不验”，也就是说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占梦不灵验；二是“术业不精者不验”；三是“精诚未至者不验”；四是“削远为近小者不验”；五是“依违两端者不验”。所以有人认为“必有大觉而后能占大梦，不然，则亦觉亦梦也。”然而，这些古法和戒条对占梦并无什么帮助，遵守不遵守都是一个样，因为无论术士凭借何种术数，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可能应验的。也许正是因为悟到了这一点，那些江湖术士对这些戒条才视有若无，他们中的许多人仅是凭借流传下来的诸如《周公解梦》等一类的占梦书，到处招摇撞骗，愚弄别人。其实，无论“古法”，还是古代的梦书之类，都不可能切近梦的科学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正确阐释梦所包容的复杂而微妙的社会、文化意义，甚至无法阐释梦所具有的生理的、心理的内容。
由于中国古代人体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一直相当缓慢，整个古代社会，人们一直视梦为难解之谜。占梦术的流行，更加强了梦的神秘性和迷惑性。这也就更加刺激了人们寻梦、释梦、探究梦的猎奇心。中国古代文献中记梦，解梦的文字占有不少篇幅，与人们这种对待梦的态度不无关系。看来，即使求实务实如古人也是不乏梦想的。传说黄帝曾梦游华胥国，其国在龠州西面，台州北面，距齐国不知有多远，因为乘车乘船都无法到达。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师长，没有嗜欲，不知生之乐，不知死之恐怖，因而从无夭伤。他们不知亲近人类自身，也不知远物远俗。这样一个国家，比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来更富幻想色彩（参见《列子》）。列御寇笔下的古莽国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幻想国，这个地处“西极之南隅”的古莽国，阴阳之气不交，寒暑不辨，日月都照射不到，没有白天，没有黑夜。这里的人不吃不喝不穿，就是喜欢睡眠，一觉睡五十天。更奇怪的是他们以梦中所为者为实，而把醒来时见到的一切都看成假的。至于庄周梦蝶则是把人生的感悟寓于梦想之中，孔子梦见周公，则寄寓了他对圣贤先哲的仰慕和追念，所以到了老的时候，他想梦见周公而不得，十分遗憾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这只说对了一半。人们在务实的同时，也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时不能缓解时，总是忍不住要游历一下梦境，情不自禁地做一些美妙的梦，在近乎麻痹状态的梦中得到暂时的满足。最为人们熟悉的是“南柯一梦”的故事。侠士淳于棼嗜酒成癖。他曾当过淮南偏将。酒后冲撞了上司被革职，赋闲在家。一天，酒醉后梦见自己来到了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官授南柯太守，享尽了荣华富贵，与公主所生儿女也都个个荣耀显赫。不久乱国犯境，他奉命率师出战，兵败而回，公主已经病死，他因此而受到国王的猜忌，被革职还乡。醒来后，他悟知大槐安国就是家宅南大槐树下的蚂蚁洞。淳于棼在梦境中风光了一阵子又回到了现实中，邯郸道上的卢生同淳于棼一样，朝思暮想荣华富贵，也是在梦境中得到了一时的满足，而梦醒时，灶下老人煮的黄粱米尚未熟透。可见，梦是调解现实与幻想的冲突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也许正是因此，古代文献中才有了如此多的关于梦的种种记载。
古人对梦有一种特殊情感，不仅是可以借助梦境得到一时的满足，而且还因为梦可以承载起人们的种种希望和幻想，梦兰、梦刀、梦笔的传说，鲜明地表现出人们的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郑庄公有一妾名燕姞，尝梦天使送给她一束兰花，燕姞因此而怀了孕。兰花香气淳郁，人们都很喜欢。这天，郑文公见到燕姞手拿一枝兰花，便让她陪伴自己，燕姞乘机说；“贱妾已怀有身孕，如果不信，敢用兰花打个赌吗？”郑文公说可以。后来燕姞生了个男孩，取名为兰，是为郑穆公。后来，人们就把妇女怀孕称作梦兰，久婚不孕的女子更是时时刻刻幻想梦兰。梦刀的传说出自《晋书·王浚传》：西晋大将王浚为巴郡太守时，夜梦卧室梁上悬有三把刀，一会儿又加了一把。醒来颇觉不祥，告知部下。主簿李毅解释说：三把刀合起来为州字，又加一把，是益州之意。估计您要升到益州为官了。不久，益州刺史皇甫晏被张弘杀死，王浚升任益州刺史。于是，梦刀就成了地方官升迁的典故。那些久为地方小吏的人，无不希望自己梦刀高就。王安石送赵燮诗曾引用梦刀的典故：“行追西路聊班草，坐忆南州欲梦刀”（《临川集》卷三十四）。赵燮要到蜀州任职，而蜀州正是王浚梦刀升迁之地，所以王安石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梦刀的典故。而梦笔则是文人梦。文人最得意最渴望的大概就是文章能独步天下、文名饮誉海内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捷径就是高人指点，神灵附身。梦笔的传说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梦想。它说的是南梁纪少瑜儿时曾梦见陆倕送给他一支青镂管笔，陆倕对他说：“我看这支笔还能用，你就好好地用它吧！”从此以后，纪少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十二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当时名士王僧孺很是赏识他，说：“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因而，那些希望有所造就的文人，也常幻想有梦笔之幸。至于梦日、梦鱼、梦熊等等，也都被人视为大吉大利的七彩梦。
梦有七彩的，也有晦涩的、阴暗的。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梦，有人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认为“帝王有帝王之梦，圣贤有圣贤之梦，舆台厮仆有舆台厮仆之梦。穷通益亏，各缘其人。凶人有吉梦，虽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吉人有凶梦，虽凶亦吉，凶犹可避也”（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二）。有人认为，梦是神灵的启示和告诫，只有求得与神灵的沟通，才能知道梦之吉凶休咎，这就需要占梦。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前者从理论的角度说明梦由天定，后者则试图探究天的旨意，进而破译梦的密码。受此影响，一些人对所梦有所疑虑，总是要求助占梦士或古代占梦书来占卜吉凶，帝王将相是这样，平民百姓也是这样。
源远流长的占梦文化（3）
历代帝王传说中，记梦占有很大比重。一些帝王为了表明自己受命于天，顺天应民，常常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故事，迷惑众人。有些文人出于新奇，或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也自觉不自觉地美化那些所谓“上应天命”的帝王，利用梦的传说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证明他们是“真命天子”。唐张冗《独异志》有这样一个故事：隋文帝杨坚未登大宝时，曾乘船而行，夜泊江中，梦见自己失去了左手，醒后甚感忌讳。上岸后，在一草庵中见一老僧，道行极高，就请他圆梦。听隋文帝说完，老僧急起祝贺，说：“无左手者，独拳（权）也，当为天子。”杨坚后为隋文帝，在草庵处建了一座吉祥寺，以记其梦之吉。传说唐高祖李渊曾梦见自己堕落床下，有许多蛆虫来咬他的身子。李渊醒来后很是害怕。问安乐寺智满禅师此梦何兆，禅师说：“床下者，陛下也。群蛆来食，是说众生共仰一人而话。此梦真是可喜可贺。”接着智满又为李渊占了一卦，得“明夷”之卦，解释说此卦“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李渊听后，惧不敢当。禅师环顾众人，见秦王李世民在侧，就对李世民说：“郎君与大人同应梦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子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杨坚、李渊之梦，依常人的理解，显然不是好兆头。人有双手，杨坚梦无左手，岂不是预示他将有断手折臂之祸？然而老僧却理解为独拳，拳音谐权，独权即“当为天子”。李渊梦堕床落地，群蛆食身，可理解为将有大祸临身。群蛆食身是何等可恶之事？智满禅师却独出心裁，以为是“群生共仰一人而活”之象。在术士这里，隋文帝、唐高祖的梦都应了陈士元“吉人有凶梦，虽凶亦吉”这句话。帝王得天下有梦兆，得良相辅佐也有梦兆。殷高宗梦天帝赐给他一个良相，醒后画其形貌，令人普天下寻找，终于在版筑间得到傅说，立刻任命为相。周文王夜梦飞熊，散宜生以为文王将得栋梁之臣。后来文王在渭水访得钓叟吕望，即拜为相，殷高宗、周文王因梦而得良相，是殷、周之幸事，也是傅说、吕望之幸事。然而，中国古代社会有经邦济世之才而始终得不到施展机会，甚至老死丘壑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故文士多有“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和“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慨。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语及傅说拜相，也甚为感慨地说：“士之老死牖下而天子不梦者多矣！”（《史纲评要》卷一）
封建帝王的吉梦多是后人附会的，凶梦同样也是附会而来。《越绝书》记载的吴王夫差梦狗的故事就是这样。夫差灭越国后骄奢淫逸不可一世。一天夜里梦见三只黑狗南北号叫，炊甑中没有烟气冒出。醒后召集群臣解梦，皆不知其意。令人召公孙圣解梦，公孙圣闻召即与妻子诀别，说：“吴王因噩梦召我，我不能昧心而言，直言则必被其诛！”公孙圣听夫差讲完梦，叹口气说：“犬号是因为宗庙无主，炊甑无气是没什么可吃，都是亡国兆。”夫差大怒，立斩公孙圣。后来越军压境，吴国覆灭在即，夫差才感悟公孙圣冒死释梦的真正意愿，但为时已晚，夫差最后落得个拔剑自刎的可悲下场。秦始皇梦与海神搏斗，海神却如人状，问占梦博士，回答说那不是海神而是大鲛鱼。秦始皇令造连弩，亲自去捕杀鲛鱼，虽然最后射杀了大鲛鱼，他自己却一病不起，在归宫途中一命归阴。（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记述这一事件，显然是把它作为凶梦。
在许许多多记梦的文字中，吉梦和凶梦占的比例最大。是吉梦还是凶梦，不在于梦自身，也不取决于当事人，而是由占梦者不定期解释而确定的。占梦者各恃其术，就梦论事，就梦论人，是吉是凶，是好是坏，全由他们定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分析批判占梦术，重点不在于分析梦兆，也不是批判占梦者，而是分析批判占梦士所用的术数及其依据和过程。
0第 一 章源 远 流 长 的 占 梦 文 化0中国式解梦最常见的占梦术是比附或附会。术士依据梦中所见物象，生拉硬扯，将一些无必然联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此来释梦。东汉时，张奂为武威太守，携妻随任。一日，其妻梦自己佩戴丈夫印绶，登楼而歌。醒后告诉张奂，张奂请术士占梦，术士说：“此梦应夫人将生一子，日后像郡守一样为武威太守，但他要死在这座楼上。”张奂后果得一子，取名张猛。汉献帝时，张猛任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为刺史报仇，围困武威城，张猛害怕被俘受辱，登楼自焚而死。（干宝《搜神记》卷十）术士以为张奂妻梦佩戴丈夫印绶是生男之兆，显然因古代都是男子做官而女子无从政的可能这两个事实而产生联想。于是，由“印绶”而产生的一种横向联系，属于附会一类。《晏子春秋》有一则晏子为齐景公圆梦的故事：齐景公病了十几天，夜梦与二日相斗，不能取胜，问晏子此梦何兆。晏子佯称不解，却把答案写在书的背后，让术士为齐景公释梦。术士依晏子书上所言：“病为阴，日为阳，一阴不胜二阳，君王的病就要好了。”这也是一种附会，将梦与阴阳之说附会在一起。《异苑》记载的万推为张茂释梦，更是典型的比附和附会。张茂曾梦一大象，问万推吉凶，万推说：“你当有大郡太守之位。但不能善终。”他的解释就纯粹是比附和附会。他认为大象即大兽，兽音谐守，于是就将大象附会为大郡太守。根据“象以齿焚其身”这样一种生活经验，他又从大象不能善终联想到张茂，认为张茂将来也不得好死。一个大象竟被万推附会出那么复杂的内容。《广异记》所载顾琮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顾琮因罪下狱，夜忽梦见其母下体，以为是不祥之兆，十分恐惧，心神不安。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以梦告之，那人即祝贺他说：“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真是可喜可贺啊！”顾琮果被赦免，后来官至宰相。由梦母下体而衍生出重见生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只是占梦术的一种表象，其实质则是同其他术数一样--迷信鬼神，相信宿命，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虽然如此，中国古代还是有一些因善于占梦而扬名的人。三国时代的周宣就是一个。他的占梦术被史家称作“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论》）。周宣字孔和，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曾梦蛇生四足穴居门内，请周宣占之。周宣说：“此梦应国家之事，与你的家事无关。当有女贼被杀。”不久，郑、姜二女贼果被捕杀。蛇为阴，女子亦属阴，故周宣以梦蛇为女子之象。蛇无足，有足为不祥，有足之蛇居于大庭广众之中，众人就会以其不祥而杀之，故周宣以为当有女子被杀。此事虽见载于史传，但殊不可信。可是，时人却视为美谈而广为流传。另传，魏文帝曹丕曾问周宣：“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周宣答道：“后宫当有暴死者。”文帝本来并无此梦，随便编了一个，以试周宣的占梦术，故对周宣说：“吾诈卿耳！”周宣对文帝说：“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话未说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周宣以为梦就是人的所思所想，只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都可以占验吉凶祸福。梦与现实借助语言媒介同人们的思想意识沟通起来，传统的“五不占”戒条在周宣这里完全失去了作用。正因为把握住了梦与思想意识的联系，周宣占梦多是就梦论事，很少凭籍其他术数。一次，魏文帝曹丕说：“我昨夜梦有青气自地属天。”让周宣占其吉凶。周宣答道：“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文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周宣之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甄后终于冤死。文帝又问：“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谓何邪？”宣怅然不对。文帝再问，周宣无奈只好回答：“此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原来，文帝欲治其弟曹植之罪，太后不允，只是略加贬爵了事。曹丕赐甄后死，治曹植罪，天下皆知其因。文帝问梦，周宣便巧妙地将这两件事与梦联系起来，答词似明而暗，似暗而明，其释“青气自地属天”梦，以青气为贵女子，以自地属天为冤死（古人认为人死后入地狱，见阎罗。升天者必有冤屈诉天），于是有“当有贵女子冤死”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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