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流陶瓷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北流的陶瓷历史，数十年来，随着考古学家陆续发现大量的器物而引起世人瞩目，虽然古代史书少有记载，至今也未见专门的论著，但作为岭南独特的地域形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在古代南方乃至全国陶瓷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来，我们查阅一些史料，并作实地考察和研究，初步掌握北流陶瓷历史的起源、历代兴盛以及衰落等原因，在此作一初探。一、战国时期的印纹陶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岭南一带便出现原始陶器是不成问题。古陶瓷专家李鸿庆在《广西出土的陶瓷器》一文中，有如此论证。“上古之民，穴居野处”，在桂东北、桂中、桂西北一些原始洞穴遗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除大量的石器工具外，还夹有沙绳纹粗陶；在桂东南、桂西南和北部湾岸等也发现有比较完整的陶罐和陶釜；而北流最早的古人类遗址——新圩“六马村石器文化”，除石铲、石斧等器物，却没有陶制品。北流地处桂东南，当时是否有原始陶器，则是一个难以考究的谜。夏朝至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出现萌芽，地处南方僻壤的北流河流域，出现了私有制陶作坊，但北流境内没有当时器物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印纹陶盛行，是在陶坯未干时，从拍印演变到用模压印而成的有纹饰的一种陶器。有方格纹、编织纹、绳纹、蓝纹、几何纹等，在南方一些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与青铜器文化并存。此类陶器，模仿铜器花纹极为明显，其胎质细腻，火候较高，均为圜底，并有方格印纹；一些陶斧的肩上和腹下饰云雷纹，大部分夔纹陶罐的肩部附耳，布满清晰夔纹，说明古岭南北流河流域的陶器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这类陶器，发现氧化铝的含量较高，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具备了某些原始瓷的性能。在北流境内，已有这类陶器出土，现藏市博物馆的一件“米字纹陶罐”，口径22.8厘米，高28.3厘米，足径16.3厘米，惜口沿边缺一小口，有裂痕。便是当时的器物，也是目前为止北流发现最早的陶器制品。由此可断定出，印纹陶在当时的北流是普遍存在的。春秋战国北流的制陶作坊生产的这类陶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预示着北流的制陶工艺渐趋成熟。二、秦汉时代的胎陶经历战国末年的兵荒马乱，秦赢政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并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房宫和陵园。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的陶瓷器皿大量烧造。当时的北流，为象郡属地，地处南蛮，但黄河流域先进的烧制工艺已经传播进来。由于陶器制作技术的提高，经验不断积累，北流的制陶作坊开始烧造胎陶。到了汉初，社会渐趋稳定，北流烧造出大量灰胎、黄胎陶罐，制作的原材料为当地瓷土，质地纯正，杂质少，烧成温度也较高，器表层已施粗釉。那时北流的制陶作坊略显简陋，陶器大多“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仅限内销，影响极之有限。东汉时期，北流出现制陶富民坊，规模有所扩大。考古学家黄启善在《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中写到：“制陶手工业不光是梧州富民坊一家，而是已经扩大到与之邻近的苍梧、藤县、北流以及北部的兴安、象州等地。”东汉末年，北流出现零零星星烧制陶瓷的窑炉，还是在较高温度中烧成，但釉层薄，烧洁不良，较易剥落，没有发展成更大的窑区或窑群。但随着制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窑炉由原来的火燎入窑缓慢，改为火燎入窑快且猛，不仅增加了窑炉的温度，而且节约了燃料，降低成本，烧制的陶器，已脱离富民坊窑的原始状态，上釉的质量也有所讲究。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已具备“原始青瓷”的特征，只是仍不属于真正意义的瓷器。与此同时，北流迅速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冶铜基地，发达的冶铜工业，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现藏自治区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铜鼓便是在铜石岭冶炼的艺术精品。冶铜技术已如此精湛，那么，制陶技术的脱胎换骨更不值得怀疑。三、三国至隋唐的钸釉陶器三国至两晋，江南乃至岭南一带陶瓷业发展迅速。由于这些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全，中原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不乏陶瓷技工。所制器物重视品质，加工精细，成为当地名门望族的日用品。北流制陶工艺相比秦汉时期亦大有进步，器具造型浑厚而饱满，釉层加厚，烧洁良好，黄胎、灰胎、白胎的器物较多，表面施釉的温度约在950℃至1000℃之间，为低温釉，细微碎纹之间，略有斑点，但造型已很讲究。隋唐之交，北流的陶器出现特色釉，烧成温度超过1000℃，釉色除黄、灰色外，也有偏绿、微黑甚至褐色的，釉面光亮明快，无裂纹。在当今北流出土的墓葬品中，便有此类的陶器。有一件“黄釉多角二耳魂瓶”，口径8.3厘米，高29.7厘米，底径10.5厘米，可惜已崩口，釉色已脱落，鉴定为隋唐的器物。封建社会人们有重视墓葬的习俗，殉葬品也力求丰富，魂瓶之类的器具以供死者在阴间所用。当时，除一些石质品金属制品和木质漆器，更多的为陶制品。以至到宋代，北流还烧制这类陶器，如“蟠龙纹缕空魂瓶”、“青黄釉四耳魂瓶”、“褐釉四耳魂瓶”等，说明魂瓶之类的陶器当时已大量烧造。隋唐时期，北流还大量烧造“灰胎二耳陶罐，比灰胎四耳陶罐”的烧造略为精巧，釉层更细密，北流现存隋唐陶器文物中，此类器物占了大多数，“绿釉四耳茶提”在当时也偶有生产。四、五代青瓷出现的可能五代十国时期，北流为定国都于广州的南汉所辖。此时战乱频繁，山河破裂，但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据说与南汉达官贵族爱好陶瓷器有关。北流制瓷业大概便是在此背景上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有可能就出现了青瓷器。黄启善说：“广西隋唐至五代十国时青瓷器分布区域，大体集中于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是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咽喉要道，东南部则是古代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地，水路相连，交通方便。而处于西江上游的桂东南富庶之区的北流，这时期烧制青瓷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北人大量南迁，也是先进制瓷工艺在当地迅速发展起来的途径之一。青瓷器，胎质灰白，大部分为青釉器，天青、天蓝等釉色。有些青釉泛黄，光泽厚润，有些图案刻花、划花等，无论制作、上釉或烧成温度等工艺水平，都达到了较成熟的阶段。北流市博物馆的同志认为，“北宋北流便大量生产影青瓷（青白瓷），并且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比北宋略前的五代十国不可能瓷器的生产一片空白。”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北流出土的瓷器中，没有五代十国时的产品。五、宋代的影青瓷及对外贸易北宋中期，制瓷窑炉已遍布广西各地，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窑炉更是星罗其布，沿河顺流而下，较大规模的有：北流的岭垌、仓田、碗窑村，容县的城关、大荣、大化，岑溪的南渡，藤县的中和，瓷窑两百座之多。为何偏僻而荒蛮之广西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瓷窑呢？主要原因是：唐代之后，广西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便是以北部湾合浦为始发港，沿南流江、北流江，溯西江转漓江逆水北上，经灵渠进湘水，跨长江而抵达黄河流域。水陆交通的便捷，为制瓷工艺的传播创造条件。当时地处皖、赣、浙三省交界的景德镇，瓷业发达繁盛，大小瓷窑三百座，被宋真宗御封“景德年制”款进贡朝廷。就影青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陶瓷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景德镇的瓷器，已广泛地影响江西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方，形成一个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瓷便是与景德镇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古陶瓷专家韦仁义考证，地处北流河源头的岭垌窑，为北流河流域制瓷业之最。丰富的陶瓷土资源，林产资源和水动力资源造就了其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今岭垌依旧有“九十九条窑”的传说。可以想象，那时岭垌，大小涧溪之中，至少有以粉碎瓷石、制作瓷土、釉果的水轮车1000余部、水碾800余支。当车轮旋转，水碾翻滚之时，便是“重重水碾夹河开，未雨殷传数声雷”之景象，蔚为壮观。影青瓷，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有“假玉”之称，种类有碗、盆、杯、壶、碟等，甚至“镂花熏炉”和“瓷腰鼓”。坯质薄而坚，釉色丰富多彩，雕饰精细，图案美丽，布局严谨。岭垌窑出土的“开禧丁卯款双凤纹碗印模”，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一级文物，为北流古代瓷制品的精品。北宋后期，北流河流域迅速成为南方最重要的产瓷区之一，瓷窑的生产规模已超过当地的购买力，瓷器大量向外销售，当时销售的路线有三条水路：（一）顺水行舟至北流城进入玉林盘地，入南流江达合浦，渡北部湾到交趾、南亚等地。（二）下浔州，逆西江而上羁入桂西地区再往云贵。（三）沿江而下直抵广州远及海外，这是北流河流域瓷器最大的销售线路，充分发挥了舟楫之便，获利甚丰。宋人朱彧描述当时的贸易情况时说：“海舶丈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也。”（朱彧《萍州可谈》卷二）从朱彧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外国商人在广州购买陶瓷器数量很大，而作为重要产瓷区的北流河流域，陶瓷器舟下广州的数量肯定不会少。南宋开始，北流河流域的制瓷业极盛一时，为了满足外销的需要，瓷窑业者将产品运到广州销售海外。即使后来宋室南渡，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临安，对外贸易的重心口岸也由广州转移到泉州等港。广州西村窑之类的瓷窑原料的枯竭和对外贸易的转移被迫停产。而北流河流域的瓷窑在一些瓷窑的停产中却得到平稳发展。这种现象看来是反常，然而却有它特殊的原因：广州仍是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最主要是北流河流域地处珠江上游，不仅交通便利，原料、燃料丰富，而且诸如西村窑之类的瓷窑停产衰落为北流河流域的瓷窑提供技术工人和技术。此外，与江西景德镇等瓷业的交流日益频繁，李鸿庆在《广西出土的陶瓷器》中介绍：“北流河流域宋代生产的影青瓷器可以景德镇的影青瓷媲美，有青出于蓝之誉，可以说北流河流域的瓷窑群是中国号称瓷都的景德镇的陪都。”因而达到其鼎盛期也不足为怪了。北流制瓷业在宋末仍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加之元兵南下，大量北方制瓷艺人涌入两广，北流岭垌、仓田，碗窑村等瓷窑博取众家之长，虽然产量未递增，但产品质量更精，燃造出大批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瓷器，且造型各异、风格独特。北流的影青瓷，在风格上更接近景德镇的瓷器，据《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说“影青瓷是在江西景德镇宋代烧造的，也在安徽、福建以及潮州等地宋代瓷窑烧造，但都比不广西北流河流域中和窑和岭垌窑的品种美好”。北流出土的“南宋嘉定元年李五都制造”、“绍兴二年壬戍岁梁二郎号记”的瓷器印花模，相当精美。中科院文物院的李德金也认为，岭垌古窑挖掘的大量青白瓷器，为广西之最，全国罕见。无论从质量、品种、规模来说，均处于当时世界前列。在岭垌出土的宋未残缺器物中，有些印模花纹为阴纹，即莲、菊、飞鸟等纹，边作回纹带，饰纹较简朴粗放，与这种饰纹同时出现的采用了迭烧法。如“淳熙二年款缠枝大花叶纹碗印模”、“影青菊花纹瓷盏”，显示了南宋未年制瓷业兴盛中重于追求质量的衰落迹象。宋代的制瓷业到宋末之际逐渐衰落，但其毕竟达到封建社会北流甚至岭南制瓷业的巅峰，为中国南方陶瓷史创造了最为辉煌最为瑰奇壮丽的一页。六、元明二朝低谷中徘徊的陶瓷业盛极一时的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瓷，到了宋元之际的进入了衰落期。元初，泉州一跃而起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广州对外贸易的衰落，给以其为出口岸的、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各瓷窑予致命的打击而纷纷停产，其中包括北流河流域的各瓷窑。特别是两广规模最大、产量最多的岭垌窑，打击是毁灭性的，加之宋末元初战乱的破坏和元统治者对手工业的摧残，更促使了北流河流域瓷业的衰落。元统治者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在加强对各民族人民野蛮、残酷统治的同时，加强对手工业的控制，把手工业处于“官办”之下。全国所有的产瓷区中，仅在景德镇设一个“浮梁瓷局”，并把各地技术较好的工匠集中到官办的“浮梁瓷局”从事奴隶式的劳动，这就迫使南宋时期遍布南北各地一片兴旺景象的民间瓷窑濒临破产，即使一些幸存的亦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税赋繁重。元人蒋祁在《陶记》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记述：“窑之长短，率有瓷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在《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一文中，韦仁义也提到：“诸如北流河流域青白瓷窑之类的民间瓷窑当时难以继续维持生产而陷入衰落破产。当然还有它自身的一些原因，尤其是元朝南方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瓷业生产失去安定的社会环境。元代北流陶瓷生产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岭垌、仓田、碗窑村等瓷窑的生产不太正常，产品也相当粗糙，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对外销量极之有限。元代江西的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这是一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至明代全国各地青花瓷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北流河流域陶瓷发展经历元代灾难性的打击之后，到明朝中叶之后开始慢慢复苏。明代又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阶段，各地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一般的瓷窑以烧造青花瓷为主。北流河流域除生产传统的影青瓷及缸瓦外，也试生产这类产品。不过，北流此类产品在艺术造旨上不及景德镇同类产品，仅限内销。所以北流元明二朝的陶瓷业举步为艰，对外贸易几乎一片空白。七、清代至民国的青花瓷及碗业销售明朝末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清代的瓷器，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末连年混战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破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北流因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继续生产影青瓷及青花瓷，虽然在烧制技艺上没有提高，产品制作欠精致，但能紧紧抓住桂东南以及粤西南市场的供求而缓慢发展。清初，在距北流县城十公里的蟠龙发现大量高岭土，本地人纷纷设厂烧制瓷器。盛时龙窑多达30多座，加上圭江河上游的岭垌瓷窑近百座，仓田、六荣窑瓷数十座，瓷窑的数量、产量已经超过宋代鼎盛时期。陶瓷业者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力资源，建起了水碓群将高岭土捣练并引水冲洗成浆，用木框、布袋的土法将泥料榨干供成型使用，采用木质转盘制坯，上釉工夫亦更讲究。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博物馆数名古陶瓷专家，怀着极大的兴趣，在岭垌采掘中发现规格不一、颜色鲜艳，绘有菊花、牡丹等花卉，以及飞凤和“富贵福寿”吉祥的字样的青花碎瓷片，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的产品。康熙时期，北流河流域陶瓷产品质量比前代略有进步，到雍正、乾隆二朝，正逢盛世，更是大量生产碗、盘、碟、壶、罐、盏、魂瓶、炉等青花瓷，在制作上追求轻巧俊秀，幽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这时期在整个北流瓷器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在清乾隆二年（1737年），蟠龙碗厂正式建成。蟠龙制瓷业产量已渐渐超过岭垌制瓷业。自此，北流制瓷业雄据两广。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较高的水平。制作之精更胜于各代。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巧，还是风格几乎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北流河流域上游因制瓷业的繁盛而流传“延袤百余里，民窑二百区，工匠人数不下万人。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因为瓷业发达，带来商业的繁荣，清代时北流河上游的岭垌，三江、石碗咀、蟠龙等地都成为商埠，航运和贸易业的鼎盛，让岭垌、仓田、碗窑村的陶瓷，源源不断的下梧州，抵广州，并“施及外洋”。北流河两岸，呈现一派“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时时遮江来”的繁盛景象，舟楫穿梭，千帆竟放，颇为壮观。此时，北流以生产瓷碗为主，境内碗厂百余家之多，有些产品往北经玉林、苍梧转运到中原地区，向西经百色入云贵高原乃至天竺、波斯，往南经信宜、罗定、高州、化州到梅录和赤坎。旧时的老人常常提起本地有很多专挑瓷器到那里，又从那里挑回食盐的挑夫，当时的挑夫队伍浩浩荡荡，不断穿棱于粤桂边境羊肠绎道。清代中叶之后，清湾的白米，隆盛的陈冲，塘岸的四新也建起颇具规模的瓷器作坊。据当地家谱记载，不少先人因经营瓷业而成为殷实户。古陶瓷专家郑超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四新进行古窑调查时，当地瓷厂退休工人说四新渡口就是清代专用于搬运瓷器上船“舟下广州”的码头。可见清代中叶及晚清时期，北流瓷器舟运广州的盛况。清朝统治，十九世纪初明显走下坡路。北流陶瓷业在咸丰、同治、光绪乃至宣统几朝，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从民国开始，北流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但仍相当兴盛，产品在两广享有盛名。据民国22年《广西各县概况》记载：“北流瓷器出口约一万五千余件，陶瓷约十五万一千余件”，但此时由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陶瓷业也难逃厄运。而北流历来属作坊经营，手工操作，技术老一套，花色品种几千年以来一个模式，自抗战开始一直到解放前夕，北流的陶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总体来说，北流的陶瓷业经历代兴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矗于中国陶瓷发展史之林，她虽然制瓷史和兴盛晚于耀州、景德镇等先进地区的一些窑址，但她却创造了岭南甚至中国南方陶瓷发展史最瑰丽壮丽的一页；对南方历史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珍贵的历史资料 总体来说，北流的陶瓷业经历代兴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矗于中国陶瓷发展史之林，她虽然制瓷史和兴盛晚于耀州、景德镇等先进地区的一些窑址，但她却创造了岭南甚至中国南方陶瓷发展史最瑰丽壮丽的一页；对南方历史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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