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北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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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故乡的歌
主编：梁晓阳
执行主编：吉小吉编辑：夕夏|图：网络转载请在后台输入授权
四十二年记一饭
我甚至不记得，到底是1998年还是2005年，是哪一年去看望过庞桂珍老师了。现在是2013年，她坐在我面前，头发全白，整齐着，别在耳后——四十二年前她就是这样的发式。甚至更早，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文革”刚刚开始，我们班的孙敏光同学因为姓孙，故被取了外号叫“孙中山”。我便去问庞老师：孙中山是好人还是坏人？庞老师想了想，说：我下次告诉你。等了三个下次仍没有答案。一位姓李的同学又被新取了外号叫“李宗仁”，关于李宗仁，我们一致认为是坏人。但李同学申辩说：李宗仁上过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握过手，他怎么是坏人？只好又去找庞老师评判。老师把耳朵边的一缕头发捋了几捋，又扽了扽，叹了一口气，说：上过天安门的不一定是好人啊！
庞老师是单身，有一个儿子，没有丈夫。她让我们到她的宿舍去玩，给我们吃饼干。她那时大约三十多岁，在小孩子看来已经很老了。看到她年轻时扎着小辫子的一张照片，就觉得她更老了。她书桌上方的墙上，奇怪地挂着一幅朱德像，穿着元帅服，镶在镜框里。真是新鲜！别处挂毛主席像，不知她何以挂朱德像。
从1971年小学毕业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二年。我不由得再一次提到她当年的一饭之恩。“是么？”她努力地想了一下，说：“我完全不记得了。”
以一己之力，让自己的学生不至饿昏在课堂上，这样的事，老师一定做过无数次吧。
在上个世纪饥谨的六七十年代，饥饿的感觉绵延了许多年。每天都很饿，但那一天最饿。多年后，当我回忆饥饿的感觉，我曾经这样写道：饥饿的烧灼感从胃部蔓延到全身，灼烤着体内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寸肌肤。这种烧灼感从第二堂课刚上课的时候就隐约出现，随即它们越来越明显，它们以极快的速度滋生和集结，每个分子一手举着长矛一手举着火把，在我的身体里步步紧逼，它们一次次把饥饿的唾液驱赶到喉咙，我一次次把唾液们咽下去以平息腹中弥天的烧灼。饥饿的怒火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在这场悬殊的拉锯战中我很快败下阵来。我全身的冷汗奔涌而出，眼睛再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也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了。我只感到有一只火球在腹部——滚烫的、越来越大的火球，它正在挤压我全身的水分和力气，它已经烧到了我的心快要烧到我的脸和我的头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感受，遮天蔽日，如果我不逃脱，我将死于这个火球！但同时我又清醒地意识到，我没有任何可能熄灭这个凶猛的火球，我早已力竭。而时间无限漫长，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
四十多年过去，我仍清楚地看见自己饿得瘫倒在课桌上。八岁的小人，被饥饿的酷刑所碾压，面色发青。我无力地哭了起来，声音微弱如游丝。我想我就要死了。在瘫软中我感到老师在走近我，她用温热而干燥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手。她说：你是饿的，快去买一碗米粉吃了就好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一角钱和二两粮票放到我手上说：你现在就去，不要等到下课了。
我握着老师给的一角钱和二两粮票就往街上去。当时的一角钱是小镇许多人家一天的菜金，两分钱就能买到一斤空心菜，五分钱就买到一斤咸萝卜干，四分钱可买到一两汤米粉。我握着一角钱，体内那只烧灼的火球奇迹般地消退了，眼睛和耳朵都重新有了感觉。我走出校门，朝东门口最近的一家米粉铺快快走去。我交上钱和粮票，坐在凳子上等候，心里砰砰跳着。这是我第一次上街买米粉吃。我看见洁白柔软的米粉被放进了一口大锅，浓白的蒸气在升腾，时疏时密，婀娜而澎湃。
我曾以一个文学青年的热烈情怀这样描写过我当年在饥饿中看到的米粉：米粉的香气从这片白色的气体中散发出来，犹如太阳的光芒从云层透出。气味的光芒越来越灿烂，它们在浓白的水汽中间跳荡、闪烁，照亮了整个店铺，每个人的脸上都被这特殊的光亮所照耀，呈现出一片满足的神情。蒸汽风起云涌，气象万千，我们的太阳就要出来了！围着布围裙的人将一只光滑的竹笊篱伸进大锅里，蒸汽的云雾从正中破开，竹笊篱在水里光闪闪左右晃动，沸腾的白汤如大花般怒放。米粉，我们饥饿之躯的太阳，在竹笊篱的托举下，从云雾的中央、从沸腾的汤中迅速上升。它呼的一下就升上来了，呼的一下到了大粗瓷碗里。然后它飘动着白汽，如同翕动着柔软的翅膀，明眸皓齿、仪态万方地来到我的面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见到、也再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食物，它的绝美，它的滑、软、韧、香、鲜在时间中聚集、堆积，成为坚硬的晶体，隐藏在我的味蕾中，它的光芒永不落。
——这样的文字是否夸张我无法判断，对一个在饥饿中几近绝望的人，若她放大了对一碗米粉的感觉，那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关于饥饿，我知道一些已经核实的数字。我知道，对于大量饿死的人，我的饥饿微不足道。
我曾经问过母亲，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她是靠吃什么度过大饥荒的。她说是吃小球藻。我又问：什么是小球藻？她说：就是塘里的浮萍。
THE MUSIC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明月二三事，或收容站之花
明月说一口带有北方味道的普通话，皮肤白腻，眼睛细长。她完全不像我们广西北流人。
她对我的母亲说：我的妈妈阿姨您可能认识，她们两姐妹当年是北流高中的高材生，年级第一第二名。成分不好，上不了大学，也没有工作，只好去新疆盲流。
这样她就生在了新疆。
那时候在老马场，大冬天，没有一所真正的房子可以用来生孩子。他们走到一处当时叫五区现在叫哈拉布拉乡的地方，一个名叫雷明宝的四川人收留了他们。他们住了下来，到秋天，明月出生的时候，天上响起了雷声，为了记住恩人雷明宝，父母给女儿取了乳名叫明月，学名叫雷生。雷明宝认明月做了干女儿，给明月上了他家的户口。
“我是生在门扇上的，连床都没有。”明月说。
明月四个月的时候，妈妈因为“三无”被送进了伊犁的收容站。收容站名声不好听，但总算能吃饱饭。当时广西来了许多盲流，到伊犁找不到活路，想进收容站混口饭吃，但收容站也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他们几经周折还是进不了，后来是明月的妈妈帮忙，编了各种理由，又把他们改成自己的姓，说是自己的堂兄弟，这样收容站才收下了这六个广西人。在收容站里，这帮广西老乡把四个月大的小明月当成掌上明珠过手宝，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人人争着抱。于是明月就有了一个外号，叫“收容站之花”。过了一段，大家觉得“收容站之花”难听，便又改成了“人民公社之花”。
明月在新疆一直长到上大学，她甚至有个名字叫阿依古丽，是当地的哈萨克人给她取的。大学毕业后明月从伊犁回到遥远的广西北流，从版图上看，她是从祖国的鸡尾处回到鸡肚子的下方。有多远呢？纵贯辽阔国土的北和南，跨越无数雪山草地山川河流。八千里路云和月。
然后她认识了文学青年梁晓阳。
文学是很容易爱上新疆的，雪山啊，草原啊，戈壁滩，清澈的水流和湛蓝的天。以及，独步古今的，明亮的寂静。如此大美。
我看见我的朋友梁晓阳，他和明月走在春浓时分的大平滩草原上。他们在高达一米的花丛中或坐或卧，草原上的鲜花鹅黄、浅紫、雪白、大红、嫩蓝，汁液饱满，两个人在耀眼的阳光里从一座草山走到另一座草山，从一片杨树林走到另一片杨树林。然后秋天来到了，草原变成了蜜色，蜜色的草中粉白粉白的野油菜花蜿蜒盛开，草原丰腴润厚，年轻的恋人光芒四射。他们开始唱一首哈萨克民歌《燕子》，“燕子啊，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旋律寥廓凄美忧伤，适合恋人心中纯美的深情。还有另一首：
茉莉花在山顶上开放了，
茉莉花在山腰上开放了，
茉莉花在山脚下开放了，
美丽的好姑娘啊，
我一直等候你到天黑了啊！
然后，梁晓阳独自一人躺在伊犁大地的中央，他心中冒出这样一个句子：“为什么你要独自一人躺在俄罗斯大地的中间？”那个俄国人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字，从远处簇簇而降，落在亚洲的腹地。天高野旷落英缤纷，在草原的恋爱比在南方小城的恋爱更像一场爱情。
他们结婚了。
他们在广西北流和新疆伊犁来去十年。时而北，时而南，南北往返。在伊犁断断续续度过了十年。
2012年夏天，他们在吉尔尕朗河右岸的房子开始动工，明月回到马场，主持了开工仪式。梁晓阳在广西北流听到她在电话里说：在我们的院子里，想种花就种花，想栽树就栽树，想辟一个菜园就拿起坎土曼。这一切，梁晓阳把它们写进了《吉尔尕朗河两岸》里。这本书，梁晓阳投了多个出版社均无着落，最后总算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印出来，而且，有稿费，梁晓阳大喜过望。出版社把大部分书配给了图书馆，在新疆以外的书店、当当网、亚马逊、淘宝网……均无售。一本好书和它的读者两两错过，是文学严重萎缩了吗？是电子书将要全面取代纸质书了吗？是一个无名氏的书注定要遭受漠视？
这是我们共同的天问。
现在明月在北流医院工作，是我母亲从前的单位。她给我捎来亲手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尝了一口又一口，清冽甘醇。满满一瓶用可乐瓶装的紫红色的葡萄酒，被我喝剩了小半瓶。“别喝太多了，这酒有一点度数的！”明月笑说。
谢诗人
谢诗人面相老，生得有些奇古。宣传部长请饭，透风说：老实说，宣传部现在缺人，要三个条件，一是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能写的；二要有基层工作经验；三呢，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他环顾一周，全桌十几人皆端庄不语。所谓缺人，是缺一名副部长，这个部长是新来的，原来的副部长马上就要调走。这事人人心里有数。
部长就对坐得离他最远的谢诗人说：老谢啊，没办法，年龄这道坎迈不过去啊。谢诗人就在宣传部的外宣办工作，所以部长认得他。只见他垂眼低眉，细声应道：我其实不老，我是几几年生的。他报出了自己的生年，原来是七零后，还靠近尾巴那头。宣传部长只好说：看不出啊看不出，你这个小谢，嘿嘿。
不知道谢诗人是怎样混进外宣办的，他长得跟这个体面的单位没一点沾边。这个人，颧骨奇高，黑、瘦、皱，委琐。看上去像在北流街上卖糠头粥的，烟熏火燎，满身沾了洗不利索的糠屑。他甚至，像大街上掏下水道的工人，全身皱巴巴展不平直，你很想把他一把拽来用擀面杖擀擀。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写出忧伤的诗，典雅的句子。他发表过不少了，甚至还出过两本诗集，一本散文集。所以他在饭桌上总是游离着——似乎在使劲看着什么，却显然又没在看。隔着饭菜摇摇的热气，他模糊地仰颈喝下一些酒，喝完他又会继续沉思。忽然他身体一震，站起来说：我要回去了，我老婆出差，全托住宿的孩子……他嘀咕着，一边奋力穿过人椅的缝隙，消失在门口。
他办了两个幼儿园，“不是，是一个半。”他会严谨地纠正，因为有一个是他与人合伙的。共有两百个孩子。他每天六点不到就起床，然后去采购，两百个孩子一天吃的菜都是他去买回来的。如果吃鱼，他就会拿一把剁刀，亲自剁鱼头。杀鱼一天要杀七十多斤，他沾得满身都是鱼腥。八点了，他衣服不换就赶去上班，搞得办公室里也满是鱼的血腥味。同事只是当笑话讲，并不讨厌他。
他有一组得意的诗被北京一家大刊退了，叫《红米村纪事》。他这样写道：左边黄，右边红，旭日升，谷穗饱涨，像岭南少女初长成……”已经都过了二审了，结果被终审毙掉了”他忿忿不平地一再说。
“你帮我狠狠地批判审稿的主编吧！”根据我回北流才学到的最新解释，批评是指上级对下级，批判则指下级对上级，比如文革，批判刘、邓、陶。批判——这个曾让人不寒而栗的词，就这样成了小城快意恩仇的时髦词汇。
这组诗，我代他改投《汉诗》杂志，愿他好运。我看到，他在组诗的最后附了个简介，上写道，谢某某，笔名天鸟。
民国年间的校舍
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人，即使在北流中学呆了四年（初高中各两年），也从未听说过民二楼，这座暗灰色的二层老楼有上下四个教室，有宽大的内前廊，廊檐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半椭圆，我数了数，二楼一共有九个这样的圆拱顶，围栏及腰，我们趴在上面。在冬天，太阳从正面照过来，课间我们就挤在前廊上晒太阳，男生一堆，女生一堆。下雨了，雨丝飘过不远处的操场和对面的旧礼堂，前廊宽大，踢毽子的照踢不误。
我只知道这是我们高734班的教室楼，却从未听说过它有一个单独的名称，叫民二楼，是一幢建于民国二年的校舍。它的坚实、雅致、内敛，我也都视而不见。
就连民国这个词，我也是一次都不曾见过、听到过。我们把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没有民国，只有“国民党反动派”。
历史是割断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无根地飘浮在单一色的天地里。
我们不大上课，经常劳动。学校把建一幢新教室楼的劳动交给我们——从圭江河的沙滩挑回沙子，每天一担。还要到附近的石山挑石头。挖地基、落石脚也都是我们这些中学生。秋天的雨下了起来，我们的劳动课照常。代理班主任语文老师拿着一把铁铲，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说：不要以为我想当你们的班主任，我不想当，学校要我当，我没办法。既然当了，我希望，在我代理班主任期间，你们中的任何人，不要出任何事情。不要擦破一块皮，不要锄伤一根脚趾头，也不要踩着瓦片玻璃得破伤风。别的就更不要说了。出意外是很容易的，上周学校的围墙倒了还压死了一个人。“当班主任责任重大啊，你们知道吗！”一番话把我们说得沉重起来。
2013年十一月，我回校参加百年校庆，在学校的校史册页上，我第一次知道，当年我们上课的这幢民国二年的校舍，是北流中学的第一幢校舍。看到它照片上的九个拱顶，旧砖墙上斑驳的漏水痕，我意识到它是如此古雅别致，那么曾经独步一时。但它已经拆除了。
反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劳动课挑来沙石盖的那幢教室楼， 它还立在学校里，上面密密匝匝挂满了红布幅——某某企业、某某企业家为母校捐赠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整个百年校庆听说一共获捐两千万。捐赠人都是最有面子的人，校方及市官员要郑重宴请，并在庆典仪式上隆重介绍。
还有礼堂。
那上面两个端庄肥实的楷体是李宗仁手书！这个传奇的桂系人物是这样地与我们有了遥远的瓜葛。
礼堂，这个全校大会的汇集点，阔大的主席台兼舞台，还有直贯两边的楼台，楼台只有方形的柱子，没有墙，是敞开式的，可以采光，木板的台阶，有三级，学生们一排排地坐着。总结表彰，入团，批判、传达、演出……校文艺队的排练，那些小镇的文艺精华，他们在威严空旷的礼堂里唱起了京剧，“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一串陡峭的风声在礼堂里翻滚爬升。冬天时分，遥远北方的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来冬训了，我们这个亚热带小镇在冬天实在是气候宜人。他们身材高大，几乎比我们高一倍！这些巨人令我们目瞪口呆。我们一下课就奔跑着涌进礼堂，我们真是太爱看他们了，他们真是太好看了！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爽得很！我们对宁夏女篮备感亲切，因为她们隔年又来了，我们给最喜欢的两三位取了外号，一个叫“矮婆”，一个叫“小姐”，还有一个叫“白牙”。矮婆虽矮，却像一只母老虎，威风、神气，统领全队。她是队长。那个小姐，细腰，白而慵懒，人漂亮。她像一只懒猫，场上场下不爱跑动，整日像游魂。她很绝，球一到手，立马就醒了，漂亮转身，迅雷不及掩耳，投篮，两分。白牙呢，一看就是农村姑娘，齐耳短发，皮肤黑黑，黑里透红，脸圆圆的，一笑一口耀眼的白牙。头年来，白牙还是个孩子呢，第二年，她长高了，长胖了，这真让我们高兴，她简直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我们跟着宁夏女篮到县球场比赛，仿佛她们是我们的校队。
一个歌声缭绕、热气腾腾的处所。合唱比赛，“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 我2005年回北流的时候礼堂还在，仍是暗的和旧的。它亲切而深切地根植在学校的中心。我一厢情愿地以为，既然它交织着如此多的年月，它总会越来越结实。
还是拆掉了。听说它成了危楼，或者是借口吧，它又不高，结实的砖墙，何危之有？肯定是礼堂没有用了，再也不开大会，开也容纳不下全校师生。它碍手碍脚的，于是，拆掉，扩充操场。谁要回来寻这个民国年间的旧礼堂，那好，你就找那棵老人面果树吧。它还在。
初中时我们班的教室是一间平房，地砖松动不平，在学校的最尽头，几乎同饭堂紧挨着，每天都能看到采购员用自行车驮着一只大箩筐，里面装着菜市买的新鲜菜。采购员不知是从哪里下放的，他穿一身整齐的中山服，讲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成语，文质彬彬。邻班却在一幢考究的楼上上课，这楼有拱门、有露台、有大大的玻璃窗、屋顶斜斜、白墙黑瓦。楼下一层是教工宿舍，有保姆抱着小孩出出进进。
毕业三十八年后我才知道，这曾是我们中学的图书馆，建于民国，由各界筹资建成，连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人物也都捐了钱。当时是整个北流县的第一家图书馆，很是了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我们也不知道学校里应该有一个图书馆。记得在高一下学期，1974年左右，在礼堂外墙的一排平房中辟出一间当作了阅览室，内有两张大桌子，有报架，有条凳。报纸有《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以及当时唯一的文学丛刊《朝霞》，有一本大概也是不定期丛刊，叫《自然辨证法》。大概还有一本《人民画报》，此外就再也想不起来有别的书了。到了1975年，听说学校图书馆开放了，每班派一人轮流管理图书。班上派了我去。我对那些出版物提不起胃口，耍赖，一次都没去。
又过了两年，1977年春夏，朋友的母亲调到学校卫生室，兼管图书馆的书。朋友在尘封的书库里翻到了禁书，她给我偷出了一本，是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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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一日三乡——山围、萝村、白马
先说山围吧。山围本不拟去，因与萝村近，顺便一去。山围与我，是上四代的瓜葛——我外婆的母家是山围冯族，如此，我算了一下，我身上有十六分之一的山围冯族的血统。山围冯是个大族，明嘉靖末年，一个名叫冯显钦的人自广东迁来广西北流，定居在都陇里山围村。之前，五胡十六国，冯氏先人趁乱建立了北燕国（公元409年），后为北魏所败，逃到高丽，一年后，冯氏先人冯业率300人乘船南归，投奔南朝宋文帝，留居广东新会。这个冯业曾是广东西部的封疆大吏，罗州刺史，是岭南冯族的来祖。
山围冯族世代书香有功名，至民国，出过两个名人，一是铁路工程桥梁专家冯介，一是著名教育家、国学家、诗人冯振。关于前者，小时候常听外婆说：我的表叔是第一批到美国学修铁路的。第一批，去美国！她每次都要强调这两个关键词。冯振是她的表哥，曾任无锡国专代理校长。外婆说：我们山围还出过大学校长呢！她们冯家思想解放，所以她也得风气之先，到容县上了女子师范，成了一时的新女性。
沾上了冯族的十六分之一血统我深感脸上有光，所以，一路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穿过建得七零八落的农屋，来到一处看不出名堂的地方——这就是山围了。
什么都没有。当然有许多房屋，与吾国大地东南西北农村的新房子差不多，两层、三层、四层。它们像一些装着不同货物的包装箱疏密不一地立在那里，无甚美感。老房子哪里去了？我想看老房子，最好是我外婆的外婆家还在，她的青砖瓦房门口塘。那好吧，我被带到山围小学的一幢青砖二层楼，这是民国建筑，仅存的旧房子。民国建筑到底讲究，门口四根圆柱，柱头有雕花、有探出楼体的露台、有回廊，有门拱，窗围有突起的砖框，那些弧线、凹凸、关节，配以斑驳的水痕、年岁的暗影，实在是有模有样，切合着我关于远年冯族的想象。
又被带到一处人家的后门，这是村里唯一没有拆掉的旧墙，可惜只有后门了，不完整，当时大户人家的后门就是这样的：有走廊，有拱门，有方柱。
就到了萝村。萝村很是让人意外，在北流，有保存得这样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群——寺庙、戏台、多进的大祠堂、像灯塔一样高而窄的藏书楼、无锡国专旧址、高耸的官帽状屋脊、绵延数里的古围墙，上面留有对外射击的枪孔，还有一棵上千年的古荔枝树，据说是东南亚之最，所以也是亚洲之最。
全都是旧的，旧屋的墙上有历年的痕迹——在大祠堂我拍下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红漆书写的“鸣放专栏”“五种分子改造栏”；大跃进年代此处当过集体食堂，墙根堆着柴草，想是习惯性堆放；六七十年代的语录亦隐约可见。只是新时代的新屋，那三三两两、一色红砖到顶的长方形夹杂在灰旧的老建筑间，显得杂乱逼仄，气韵不再舒缓。不过听说马上就要有专项资金来保护了，新屋拆掉，迁往别处。
在一口塘旁边的空地上，听说原来有一家兼售食品的杂货铺，这铺子有一个很雅的名称，叫“静壶”，这么多年来铺子一直开门营业，连文革期间也未关门。前两年这静壶还在，不久前才拆掉的。
我来到古围墙外，围墙绵延数里，村子背靠青山，绿水环绕，墙外稻田一片新黄绿润，不由心生俗念，以手机拍一张到此一游照。若有友人来北流，我就可以用萝村来招待了。但愿此村既能保护，又不至于游客汹涌，既交通便利，又略能僻静。这样的好事大概是不能有的。
有关萝村一定要说到萝村陈。
萝村陈，萝村的陈氏家族，始祖陈楠，原藉浙江台州府天台县白石社，南宋时先举人，后进士，随即任北流县令。至南宋亡，陈楠卜居北流西门街，成为萝村陈的来祖。南宋至民国，萝村陈共出进士二人，举人二人，贡生十三人，京官六人，六品以上官员七人。晚清，萝村陈送子弟出国留学成风，当时主要是送到日本，留学子弟出了两个标志性人物：一个陈绳虬，光绪年间曾任度支部（即户部）库藏司郎中，由三品加三级，诰受荣禄大夫，从一品，到日本成城中学校毕业后，已转民国，是民国第一次众议会议员，获大总统授嘉勋章和文虎勋章。另一位，陈柱，成为民国期间著名教授，国学大家。日本占领期间，陈柱曾短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此事当然不够光彩，但北流乡党一般不提。
日本人来了，无锡国专，这个苏州大学的前身，本来是准备迁到北流山围村的，当时的代理校长冯振回老家勘察，他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山围太小了，房子不够。陈柱就对冯振说，你到萝村来吧，萝村环境好，房子够大。1937年，上海沦陷，日军进逼无锡，国专先后迁校武汉、长沙、桂林，于1939年迁到广西北流的萝村。国务院教育参事在报告中说：“萝村山明水秀，清幽宜人，地处山隙无空袭之忧，讲学环境殊觉良佳。”迁校萝村期间，国专学生增至二百多人，冯振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任教，如郑师许、钱仲联、蒋石渠、饶宗颐、陈千钧、吕集义、周谷城、王子畏、陈竺同、向培良、万仲文等等，还请来画家黄宾虹作专题讲学，教员中不止文、史、哲、经、教、国学杰出，农、林、医、工、数也多专才，一时名师荟萃。无锡国专迁校萝村，对当地乃至广西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均有深远影响。
国专旧址还在，历经土改、文革而不倒，灰色的砖墙上挂了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子。陈柱故居也如初，不像山围冯家，片瓦无存。陈柱故居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荔枝树，有一窝鸡四处扒土，一户人家正在围桌吃饭，我探头看了一眼——腊肉、青菜、咸菜。一直走到深处，一间砖房，门口墙亦挂了牌子，内中有陈柱的像片、生平介绍及各种版本著作。最显眼的是五六幅黄宾虹的写生，画的就是萝村。
后园有藏书楼和茶花。藏书楼小小的，有三层，高而窄，像岗楼，或者灯塔——这是读书人喜爱的比喻吧。外墙是白色，没有窗，暗的，有幽闭感，做学问最宜。说它是象牙塔更恰当！茶花是陈柱从日本带回手栽，白色的茶花，腊质很厚，四季常开不败。若摘下置于水瓶，一月不凋！
再说白马吧。白马是个遥远的地方，县城出发，要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那叫南部山区，意味着落后、偏远、贫穷。那边的人有一种奇怪的口音，他们管伯父和伯母叫“大爹”和“大奶”，他们是不吃青菜的，据说因为山多地少，种不了太多菜。那边的女人连坐月子都只能吃腌咸菜，那她们缺不缺维生素和蛋白质呢？不知道。
白马的书记请我到白马看看，我一听就回绝了。连绵的山路，连绵的呕吐——我不要去。回家跟母亲提到此事，她却立即精神抖擞，眼睛放光，连连说道：我想去呢我想去呢！白马是我继父的老家，母亲说她已有十几年没有回去过。我家没有车，弟弟是保安，弟媳是鞋厂女工，每天要用胶粘许多鞋底，计件收入。八十岁的母亲出行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后来我才发现，母亲是很愿意跟着我坐在人家来接送的小汽车上东走西逛的——原来这是一件风光的事，看到她心满意足，我终于意识到。
因为在清朝的顺治六年，白马建了一座扶阳书院；因为现任书记筹了一大笔钱把这个残破的书院（也许只剩下了墙基？）又修好了，所以我们来到了遥远的白马，这个从前叫白马公社，现在叫白马镇的地方。当然不再是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了，只有两个多小时。“很近的，很快”大家纷纷说。
母亲很高兴，因为小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白马的金头乡根垌村，而不是之前商量的，到了金头就把她放下，由老家人从村里骑摩托车出来接她。天上下起了雨，幸亏有车送到了村头。而我们是书记的客人，书记送了一桶油和一箱苹果给我们的亲戚，母亲感到脸上更有光了。她踊跃着，到村委会的电脑上看根垌村的村歌。是视频，有山有水，有孩子和女子，唱歌的大概是当地的名星。“根垌出了很多人，发了，在广东的东莞。”
扶阳书院，它散发出油漆的气味，除了墙上新写的古老格言就再无一物。“我们要放上桌椅，放上书报”书记说。新的书院修得很新，当地人是喜欢新的，修旧如旧，那有什么意思呢。当然要新，崭崭的新，在雨中鲜艳结实富有戏剧感。
天上掉下的表哥
家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自称是我表哥，姓梁。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表哥。他带来一袋苹果，还有几本我的书，说要签名。那天家里来了几个母亲的老同事，都是七八十岁的老阿姨，我入迷地听她们说些六七十年代出诊的故事，顾不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表哥。他被晾在一边，但还是坐了两个小时才走。第二天他又来，托母亲交我一封信。
信写在红色的格子稿纸上，有七八页。“我的外公和你的外公是同胞兄弟，我的母亲和你的母亲有共同的祖父和祖母”他写道。六十多年前，政权改变，十口之家亡故六人，此后的文革，又死去两人。祖母、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一共死了八个。只有他和姐姐幸存下来。他很早就去梧州农村插队，一年后政审发现，他的外公是国民党的北流县长，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大哥十六岁就为土匪当通讯员，也被镇压掉了。他被赶出了生产队，户口转移和粮食转移均不被接收。他失去户口，成为“黑人”，从此流浪，达十五年。
我知道他是谁了，罗震南的外孙。罗震南，《北去来辞》中章绍甫的原型，我外公的胞兄。有关这个旧政权的县长，他的一妻二妾，大庄园和庄园里的火砖楼、玫瑰花、稀奇的苹果和咖啡，他的西装领带和两条大狗，我曾听母亲说过。所以我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梁表哥。只是我也有不知的，他的父亲193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所以他家有一个“复旦堂”。这位父亲读的文学专业，后来在梁朝玑（国民党军长）创办的“三育中学”任语文老师，后来从军，有少校军衔。另外，我母亲的一个堂兄也毕业于复旦，后由省府考送美国留学。这些我都不知道。
梁表哥眼下就住在北流市区，文革后他考取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后任中学数学老师至退休。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开一个小吃店，专做一种北流名吃芥菜包。有天早上他送来几个让我当早餐，正好我要赶早去吃街上的糠头粥，然后去山围、萝村、白马。芥菜包我一口都没尝。
他热切希望我能住到他家，他在信中说，他家就在圭江边，家里有许多世界名著，他列举了一些书名，品味不俗。我当然不会贸然住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即使他是我的表哥。我甚至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我一直不习惯跟一个生人聊天，哪怕他是我的表哥。何况他将要说到的，会是他最深入骨髓的伤痛，即使以文学的名义，我也以为不妥。
临走的当日上午，梁表哥再次来访。我不在，他托我母亲交给我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大本订好的手写信件，大概有八九万字，是他三、四十岁间和恋人的的通信。两个人的字都洒脱有力，写在不同的稿纸或信笺上，每一页都用红笔标了统一页码。因为时代的原因，成份不好，中学里的两个高材生都未被大学录取。恋人离散，七十年代末意外重逢，女方已是有夫之妇、四个孩子的母亲。从此两人开始通信，长达十数年。前些年女方患病去世，病前她大概有预感，在信中说：我打算把80年下半年始你的所有信件寄回给你，我们本无任何秘密，但我尊重您，您的信件只有一个读者。如果哪一天我不知不觉死了，也没有人能看到它。至于以前我那些信，把它烧了也可以，把它寄给某个作家也可以，无所谓。由您作主。我像少林寺那个和尚那样，万念俱灰，但我比他多了一点，就是心里有个“恨”字。最后她写道：我实在是心灰意冷了，要是你很长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有关我的情况，可以问我的妹妹。
梁表哥给我留了一封信，说他2007年到上海，曾想把这批信件交给王安忆，后来突然想起了我，认为交给我更合适。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就是征得他的同意，在某一天，把这些信件交给某家设有民间语文栏目的杂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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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目前为自由撰稿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先诗歌，后小说。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多部，另有中短篇小说《回廊之椅》《长江为何如此远》及散文若干。2017年出版首部诗集《过程》。长篇小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十月文学奖，获当代2013年度长篇小说五佳、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等荣誉，曾获首届及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进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终选短名单。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荣誉作家。有日、韩、意、法、英等文字的长篇和中篇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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