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 口述北伐战争之广西风雨（李宗仁）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口述北伐战争之广西风雨李宗仁，在广西近代当代历史重要人物，今天的广西大多已经抹去了民国时期留下的痕迹，首俯易地和作为少数自治区建立，战略地理地位仍是祖国的南大门上，但经济发展水平一直甚至排在全国兄弟省区的慢班，为什么当年民国时的模范省，变成今天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的（享受自治政策），西部大开发的唯一沿海城市，经济靠后，是中央的扶持政策不够还是过去连年战争影响呢？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缓和的两岸正同庆怀念那段峥嵘历史。如果没有民国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尝试，中华大地长期军阀混乱形如散沙，就没有后来统一抗日的胜利，也没有革命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先行者孙中山曾多次希望以广西为突破口，引领全国民主革命，广西出身的李宗仁继承其遗志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在以后民国动荡的二三十年间，桂军始终是拒外敌入侵中的一面旗帜，又在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中销声落幕，广西陷入剿匪百万，土改，文革，两次越战影响，到改革之时广西破旧不堪，连年战争老百姓生活水平渐渐低于全国，到90年代有领导前往广西边区，于是加大扶持力度。
1911年10月10日，南昌起义拉开辛亥革命序幕。广西最早响应的梧州，以为革命成功了纷纷涌上街头，迫使衙门交出官印，响应独立！孙中山三次到梧州要北伐，李宗仁完成中山遗志。当年出兵十几万主力军完成北伐战争的广西军人，在经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几剩无几，留下的各奔东西，其中李宗仁远赴别国，晚年回国撰写日志，白崇禧跟随蒋介石撤到台湾，客死异乡。黄绍竑在1949年和谈之际，他再次施展谋略，意图为桂系保住20万军队，但却被白崇禧拒绝，最终没能挽救了新桂系的覆灭。1966年在文革风暴中自杀。李济深解放后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前病逝。这样当年杂牌军中的王牌军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旋涡里。几乎是同一时期，更多人记起是万里长征，很少有人记起当年北伐战争。期间存在在的风风雨雨随着时光远去而模糊，今天再读李的十几万口述日至，在这辛亥革命的100周年之际，重温那段属于广西人打天下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德刚笔录历史:李宗仁回忆录 作者：唐德刚
目录
推荐《李宗仁*》李敖/文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两广统一与湖南之内讧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
长沙会议
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
武昌之围
进军江西
箬溪、德安、王家铺之血战
肃清江西
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
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
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清党与宁汉分裂
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
徐州班师始末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龙潭之战
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
完成北伐
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编遣会议的纠纷
十年国难与内战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推荐《李宗仁回忆录》 李敖
推荐《李宗仁*》
李敖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广西桂林人。他小时候在家乡半耕半读，后来进入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再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从下级军官干起，从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无役不与，骁勇善战。1923年加入国民党，统一广西后，参加北伐，任第七军军长，有大功于北伐。此后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到抗战时，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一役，名扬中外。在他指挥下，中国抗战的能打肯打，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的牺牲精神，如张自忠死事之勇，尤属英烈千秋。但这些杂牌军的战绩，却因此更遭黄埔系之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后来竞选副总统，打败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自此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尖锐。1949年
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依法实为总统。在国民党被打出大陆时，远赴美国。十六年后，回归大陆。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七十九岁。
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就是唐德刚先生。唐德刚先生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说动李宗仁，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开始口述*。但是李宗仁记忆有限、见解未周，回忆的内容与结构，必有待于高明之士的指引与协助，才能问世；而高明之士，天生一位唐德刚先生正在身旁。就在这样的绝配下，最后由唐德刚先生撰写完成这一名著。
这一名著的版本颇多，有英文本，有大陆不公开发行本，有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本，有1986年香港南粤出版社本，此外还有其他多种盗印本。今年6月6日，唐德刚先生从美国来，由陈宏正先生陪同来到我家。我向他说：“你的《李宗仁*》，台湾市面上有好多种盗印本，删得七零八落，印得乱七八糟，实在太对不起这部好书了。我看还是由我的出版社重排，出一部最完全的新版本吧！”唐德刚先生气宇宏大,对我信任，想都不想，就跟我签起约来，授权由我出版，并要我贡献出我收藏的图片，以期使这一新版本比任何其他的版本都丰富。我感于唐德刚先生的好意，也就不敢自珍，决定把独藏之秘，用铜版纸印出，以为锦上之添也。
唐德刚先生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十八岁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治西洋史，得欧洲史硕士学位、美国史博士学位。后来留在母校，一留二十五年。1972年转到纽约市立大学，任亚洲学系主任。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匹。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在我出狱之后，一再莅舍把晤。今得以新印《李宗仁*》修此因缘，成笔墨之幸会，亦可喜哉！
1988年12月13日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1）
两广统一与湖南之内讧
一
我们以少击众，消灭陆、沈的部队，打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在短时期内统一广西之后，全国莫不另眼相看。因三数年前，我李某、黄某、白某，位均不过中下级军官，名不见经传，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我们的对手，如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都是轰轰烈烈、中外闻名的老前辈，得势享名凡十余年，然不出三年，竟被我们一一剪除。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而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以之和其他各省当轴的互相水火，如皖系、直系的分裂，国民党内胡、汪、蒋三人之间的斗争，云南唐继尧和顾品珍的火并，贵州刘显世和外甥王电轮的骨肉相残，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内讧等相比，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这些代表中，最受我们注目的，便是湖南省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叶君那时在湘军刘铏第二师任旅长。他是广西容县人，陆小第二期毕业，后入保定军校，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先后同学之谊。当时更有所谓“四校同学会”的组织，由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四校毕业生所组成。因四校同学都和叶氏有相当学谊，赵恒惕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来和我们就政治立场有所商洽。
叶琪于1925年冬季，衔赵省长之命，取道桂林来南宁和我们会晤。叶君既是我陆小同学，为人又豪放不羁，所以和我们无话不谈。他此次回桂，所负使命约有三端。湖南当局鉴于广西新近统一，生气蓬勃，故盼湘桂两省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为理想，此其一。如我们广西当局有野心，想恢复以前陆荣廷囊括两广的旧局面，湖南当局愿意出兵协助，同下广东；但湖南当局之意仅在消灭广东境内谭延闿和程潜所部的湘军，不是想和桂军分割广东地盘，湘军一灭，他们便班师回省，此其二。如以上两项我们都做不到，则湖南当局希望我们不要为广东方面所利用，至少在湘粤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此其三。
总之，叶琪实负着说客的任务，他的注意力尤集中于广东方面。因那时广州中央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聘请俄国顾问等事，招致全国的注目，而湖南当局疑虑更甚。他们认为广东方面联俄容共的结果，必将帮助被逐的湘军回湘。如是，则赵恒惕、唐生智便首当其冲。为防患于未然，所以派一位广西人叶琪和我们联络。叶君来时所携除赵省长亲笔函件之外，还有湘军其他师长“四校同学”唐生智、贺耀组等的联络函件。
叶君已多年未回省，对省内情形颇为隔膜。他在湖南时听说我们忠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便很不以为然。因此时外界谣传广东已经赤化，实行共产公妻制度。叶琪到南宁后，便责问我：“为何和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国民党自有我们的三*义，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
还有，叶君在湖南久闻我军纪律森严，战斗力坚强，而十分景仰。不意回桂后见我们的军队都是衣着不整的“叫化军”。因为广西当时财政困难，我军的制服都是最粗的土制灰布制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烂，士兵着久之后，难免褴褛不堪。因之，叶琪觉得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一窝烂军队能打胜仗呢？但是他对我军战斗力的坚强，体验最深。先是，当陆、沈交兵之时，赵恒惕曾派叶琪、李品仙、马济等部入桂援陆。马济入广西稍一交绥，便被沈鸿英打得弃甲曳兵而退。叶琪、李品仙则率师在黄沙河观望一番，未敢前进。而沈鸿英后来和我军交战，不数星期，大军两万余人便一败涂地。两相比较，便知我军和湘军的战斗力是怎样的了。这位叶将军赞叹之余，实百思不得其解。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2）
叶琪对我们的新作风中，最感新颖的便是群众运动。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我们仿效苏联，发动群众运动。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大会经常举行，情绪极为热烈，军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这些，都不是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可比。有时我们也请叶将军在群众大会给我们讲演，并请他指导，群众辄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叶琪系初次见到这种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场面，颇为感动。我告诉他说：“这就是革命运动啊！北方的军阀迟早要被我们革命势力所打倒，我希望你们湖南也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阵营里来！”叶琪听了颇为向往，但和他所负使命又极相矛盾。看准叶琪这种矛盾心情，我便乘机责以大义。针对他的三项使命，我也以“三不可”说服他。
我说：“联省自治在中国不可行，因联省自治，事实上是否认中央政府，助长地方割据，为军阀制造占据地盘的借口。现在中国所急需的，乃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割据，这是一不可。我辈如为私心所嗾使而妄图并吞广东，势必蹈陆荣廷的覆辙；粤桂相争，也将永无已时，让唐继尧等军阀坐收渔利，破坏革命，这是二不可。至于湘粤战争，我守中立一点，也不易办到。因我们已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以前的湘军，现在同为革命军的一部。以后没有战争便罢，如有战争，断非湘粤地方主义之争，而为革命和反革命之争，湖南将首当其冲而已。我们既已许身革命，断难置身事外，这是三不可。”我于是乘机劝叶琪加入革命。
叶琪初来之时，似颇自信三项使命必可完成其一。谁知他住久了，不觉为我们所感化，不但不图离间我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反而对我们两粤合作表示同情，颇有接受我们的劝告，加入革命的可能。我因而问他：“你看赵炎午会不会加入革命？”
叶琪摇摇头说：“赵省长老了，只求保境安民，谈不到革命了！”
我说：“那么唐孟潇呢？”
叶琪若有所悟地说：“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我说：“有野心就得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自此以后，我们遂发动所有的报馆、通讯社，一致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消息一出，不胫而走。港、穗、沪、汉各报竞相转载，弄得叶琪有口难辩，曾数度要求我更正。我说：“更正什么啊？就做唐孟潇的代表又何妨！”
这样一来，不但叶琪来桂的三项使命一无所成，结果反而变成我们离间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时，我们也将叶琪奉命来桂的企图，详细密告中央各领袖，以免引起误会。
二
就当叶琪访桂的高潮期间，我们忽然接到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来电，说他将偕中央委员谭延闿、甘乃光到广西来慰劳我们广西军民。因这时正是广东方面二次东征之后，全省粗告统一，1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黄绍竑和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然两广表面上虽然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汪、谭此行的目的，显欲以联络感情方式，图进一步谋取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也可能因叶琪的到桂，不无有些疑虑而有此一行。我们当然复电表示欢迎。广东方面因到南宁费时太多，希望我顺流而下，他们溯江而上，到梧州会晤。我们也答应了。会晤的时间便决定在1926年1月26日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3）
时期将届,我和黄绍竑便约叶琪一同去梧州，叶琪颇为踌躇。他原为图谋对付广东而来向我们疏通的，现在不但任务没有达成，反要和我们一道去见广州方面的代表，绝非其始料所及。还有，叶琪对谭延闿很瞧不起。谭氏的部队便是在叶等追击之下溃往广州的。加以谭以前在湖南，老谋深算，八面玲珑，周旋于湖南各派系之间的作风，也不是血气方刚、豪爽痛快的青年军人如叶琪等所习见，所以叶琪不愿见他们。
我说：“你愿不愿见他们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都到梧州去了，你一人住在南宁也寂寞，不如和我们一道去梧州玩玩。”叶琪执拗我不过，就跟我们一道乘轮去梧州。汪、谭一行也于1月26日，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西上，到了梧州。我们既然是主人，少不了要发动群众来一幕“盛大欢迎”。好在汪兆铭自刺摄政王以来便享盛名，谁不想一瞻风采，所以汪、谭等抵梧之时，军民齐集江边，真是万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盛况空前。叶琪虽未去欢迎，但也颇为此场面所感动。他嗣后曾说，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需要打倒的人，在此地却有如此的号召力。
这是我和广东方面中央的领导人物第一次晤面。汪、谭二人都仪表堂堂，口角春风，对我们在广西方面的成就称赞备至。他们二人在我当学生期间便已全国闻名，都是我们所企慕的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今朝一见之下，他们满口“救国”、“革命”，更说得顺理成章，足开茅塞。所以此时我们对他们，尤其汪兆铭，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我们对汪兆铭的革命理论多少也有点迷惘。如汪氏谈起革命时，总是口口声声“革命的向左走”。一次在梧州郊外参观，汪氏误向左边走去，我招呼他向右走。汪笑着说：“革命家哪有向右走之理？”我说：“向左走不通啊！”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当时便有些不解，本党自有其革命程序，何必又一定向左呢？所以我们对他的一套革命理论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在汪、谭初抵梧州之时，叶琪仍不愿去见他们，但是谭延闿对叶琪反而颇为赞赏。当我向谭氏提及赵恒惕的代表叶琪现在梧州时，谭氏倒很想一晤。谭说：“叶琪年轻能干，当年在湖南时，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言下似颇有长者风度和“不念旧恶”的器宇。我因而把汪、谭的夸赞之辞转述给叶琪听，并劝他参加我们欢迎汪、谭的宴会。叶琪听了这番“高帽子”，颇为高兴，也就答应参加宴会。我告诉他，宴会上恐怕要请他发言。叶说，如要他公开发言，他就不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参加了。
欢迎汪、谭的宴会极为热烈。我致欢迎辞后，便请汪、谭两先生训话。汪、谭两氏除竭力称赞我们统一广西的成就外，对叶琪也顺便夸奖了一番。随后，我便请叶琪讲话。叶琪在此场合下，也只有勉强应酬，投桃报李，对汪、谭恭维一番，引起热烈掌声，全场皆大欢喜。打破湘粤多少年来的夙怨，奠立湖南唐生智等日后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机。
这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劝叶琪赴广州一行，做初步的联络。叶琪听了大惊。他返乡的目的原系联桂谋粤，如赴广东观光，岂非背道而驰！他坚持不去，并开玩笑地说道：“广州他们在搞共产，我如到广州，吴大帅知道了岂不要杀我的头？”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4）
我说：“吴佩孚能管你们湖南的事？纵使广东方面在搞共产公妻，你去看看也无妨。相反，你看到了其中内幕情形，回到湖南去报告一些真情实况，说不定吴佩孚还会嘉奖你有胆有识呢！总之，去看看不算是坏事。”
经我们再三劝告之后，叶琪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我便派白崇禧、夏威二人和叶琪同去，因他二人对广州各界相当熟悉，是最合适的向导。白、夏、叶一行，于1月下旬随汪、谭前往广州，在广州受到极大的欢迎。我们对叶琪此行的对外宣传，自然仍说他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来两广联络的。此事在外埠各报已哄传一时，叶琪如果是位谨小慎微的人，可能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去广东，幸而他是个阳份人，痛快豪爽，不拘小节。他又系湘军中的实力派，对本身行动有相当自由，不怕人家误会。所以他在广州酬酢一番之后，便取道香港、上海、武汉，回湖南去了。
三
汪、谭梧州之行，外间不明真相，称之为“梧州会议”。其实，我们并未举行任何会议。汪、谭西行的目的只在联络感情，他们也声称“慰劳”而来。不过我们彼此间虽未提出具体统一的办法付之讨论，然此行的影响，倒确实增强了两粤团结的基础。因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
我方遂于汪、谭返航时，派白崇禧为代表，前往报聘。白氏抵粤后，见广东自统一以后，气象一新，两粤如能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乃根据我们的意见，正式提出确实统一两广的方案，以便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特设“特别委员会”来处理两广统一问题。经数度会谈之后，2月19日白崇禧遂以皓电向我们报告。原电如次：
（衔略）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素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则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
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大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条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崇禧叩皓印。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5）
我们复电同意后，白崇禧复和中央洽谈很久，然两广统一，仍有许多困难。例如军队改编问题，当时我们广西部队有两个系统，实力和人数，相当两个军而有余。1924年总理北上前，曾委我和黄绍竑为第一、第二军军长。此时中央想改编为一军，事实上不无困难。其次即为军费和财政上的困难。广西为一穷省，一向不能自给，在清末即依赖湘、粤两省协饷。此次如由中央统一办理，中央便须弥补广西费用的不足，这点中央显然感觉困难。而我军如按中央各军标准，由中央财政部发饷，则中央“亏本”尤大。其实，中央可以要我们裁减兵额，我们当然可以照办。不过此事中央颇难开口，因值此戎马倥偬时期，练兵之不暇，断然不能裁军。因此项问题无法解决，白崇禧遂未得要领而返。
3月间，我们又派黄绍竑为代表，和白崇禧再度赴粤会商。历时很久，才将问题解决。
第一，我方自动放弃改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我担任军长，黄绍竑担任党代表，全军共辖九旅二十一团及炮兵、工兵等营。兹将第七军的编制列于下：
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绍竑
参谋长白崇禧
第一旅旅长白崇禧（兼）
第一团团长陶钧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俞作柏
第三团团长李明瑞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第三旅旅长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张国柱第六团团长龚寿仪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许宗武第八团团长林畅茂
第五旅旅长伍廷飏
第八团团长陆受祺第十团团长梁朝玑
第六旅旅长夏威
第十一团团长韦云淞第十二团团长叶丛华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十三团团长（缺）第十三团团长罗浩忠，因习俗相传“第十三号数不祥”，辞不就职，故缺。——作者注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杨义第十八团团长蒙志
独立第一团团长陈济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罗浩忠
入伍生团团长吕竞存
炮兵营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营长马典符
当时广东方面的编制，采用苏联式的“三三制”，自班、排，至师、军的编制，都以“三”为递进：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依此类推。我军的编制却稍异（详下章）。
至于财政，仍由广西自理，第七军军饷也由广西自筹，中央暂不过问。军财两政既由广西自理，党务自然也由广西当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请中央核办。谁知这一党务独立，日后竟获致意想不到的善果。广东当时国共纠纷已日渐显著，嗣后国共纷争扩大，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就因为此。
到此，统一会议中各项问题，才粗告解决，两广总算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到1926年6月，中央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民政长公署才遵命结束，改设广西省政府，黄绍竑被任为省主席。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捧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6）
当我们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湖南内部赵、唐的分裂也日益显著。此时两湖一带的政局，最高执政者表面上仍是吴佩孚。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名义上是受吴佩孚管束的。况岳州重镇，自1919年以来即为吴氏亲信部队的防地，湘当局常受其监视。赵省长之下，有省防军四师，师长是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
然而唐、赵、吴之间，表面上虽有隶属关系，事实上却是各不相能的。吴佩孚为图着实控制湘省，暗中拉拢唐生智以制赵，以收分化统治之功。因湖南自谭延闿、程潜被逐出境之后，俨然成为赵家天下。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吴氏惨败，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孙传芳于曹锟贿选时，对吴的态度已是阳奉阴违，使吴有尾大不掉之感。吴佩孚乃玩弄手法，以分化赵恒惕的部下。当时唐生智业已桀骜不驯，得吴大帅接济械弹，遂更无忌惮。
此次叶琪事件，吴幕内亲赵小官僚乃利用两广的宣传而中伤唐氏。吴佩孚也因唐的坐大可虑，再怂恿赵恒惕抑制唐氏。赵得吴大帅为后盾，遂有收回水口山矿务和提高省长职权的行动。然吴佩孚却又暗中示意唐生智叛赵。唐生智本已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至是乃正式有囊括全省、驱赵出湘的举动。
为求计出万全，唐生智并请蒋百里在吴大帅前代为说项，庶几在渠出兵驱赵时，不致受吴大帅的阻梗。蒋百里是我国军界的老前辈，又是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复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唐生智便是他的得意门生，往还极密。此时蒋氏正在吴佩孚幕内任总参谋长，颇得吴的敬重，吴以“先生”称蒋，见必立迎。
唐生智因利用蒋百里的关系，向吴佩孚疏通驱赵，以霸占整个湖南。而吴佩孚此时的用心也极为阴险，想在唐生智驱赵之后，加唐氏以犯上罪名而*他，一石打二鸟，收复湖南如探囊取物了。所以在唐生智有犯赵行迹时，吴大帅即表示不作左右袒。吴的唯唯诺诺，自增加了唐生智驱赵的勇气。
唐生智唯恐力有不逮，乃打电报给我，请我在他出兵驱赵时，“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据说，唐生智拟此电稿时，刘文岛曾从旁建议道：“‘一旅之众’，未免太少，‘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也未免太远。因黄沙河还在广西境内，恐应援不及吧！”
唐生智说：“你话虽有理，但是把广西部队请进来容易，恐怕送出去不容易。”所以唐生智此时天大的野心，不过是取赵恒惕而代之，占领整个湖南而已。如果吴大帅对他的驱赵行为不加干涉，唐孟潇也就安心做他的湖南省省长，保持一个北洋军阀附庸的地位，无心参加革命了。
但是我的看法和唐生智不同。我认为吴佩孚见赵恒惕坐大，尚且不能忍受，他怎能坐视唐生智驱赵。在我看来，吴佩孚必定是等唐、赵鹬蚌相争到白热化时，再派兵入湘，把唐生智、赵恒惕一锅煮。这样，吴大帅的两湖巡阅使的名义才名副其实，同时已经垮台的直系势力才可复振，以便进一步窥伺两广，征服西南，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7）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唐生智驱赵必然成功，但是在赵氏被逐之后，吴军必定南下。以吴讨唐，正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然以唐敌吴，则无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唐生智必然一败涂地无疑。这样则唐生智必将向两广乞援，加入革命；我们两广也正可借此机会，以唐生智为前锋，出师北伐。
我接到唐生智的电报之后，立刻回电照办。我知道唐师一出，暴风雨便会随之而来。因此，我立刻下令，要桂林方面部队钟祖培等向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都向桂林集中，准备入湘，实行北伐。同时我也拍电报给广州中央汪、谭、蒋等军政首领，申述此时乘机援唐北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因为直系的势力在北方受挫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吴佩孚正想利用统一两湖的机会，复振直系。现在直系讨冯的战争正在进行，精锐部队被吸收在华北，湖北全境空虚，我们如利用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击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我们可以一鼓而下武汉。顺流而东，便可师洪杨的故智，直捣沪宁，统一长江流域，则全国不难定了。我们如不能把握时机北伐，待吴佩孚北方消灭了国民军，南方统一了两湖，直系势力完全恢复之后，那我们问鼎中原的机会，便一逝永不再来。
所以我在致中央的电报中便说：我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希望中央速定大计，我本人即当东来向诸公就教。我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便收到汪兆铭、谭延闿等联衔的复电，电内对我出师援湘的义举深为佩服，至于速定北伐大计一项，都说“俟兄来广州之后，再行商酌可也”。
就当我和广州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唐生智便已出兵驱赵。唐军于3月初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势有不敌，吴大帅也态度暧昧，便通电辞职，并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赵本人则于3月中旬离长沙避往上海。唐生智遂于3月17日占领长沙。
赵氏在赴沪途中过汉口时，吴佩孚曾约其一晤。赵恒惕显然认为唐生智的称兵犯上是吴佩孚怂恿所致，竟拒绝和吴氏晤面。
唐生智入长沙后，也因吴佩孚态度不明，不敢遽以代理省长自居。仍以师长身份，请赵氏回湘主持大政。嗣后因见吴佩孚无声讨表示，而我方援师已在途，才于3月25日就“代理省长”职，诱捕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并进攻赵军残部，于3月30日占领岳州。
湘事发展至此，吴佩孚见时机已至，乃立刻调兵南下，循粤汉路向唐军出击。吴军久经训练，精锐无比，远非唐生智所能敌。一经接触，唐军立刻溃败。吴军于4月3日攻入岳州，同月24日复将唐军逐出长沙，南向进迫衡阳。唐生智至此几已溃不成军，复拟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并急电向我求援。
我方接电后，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向衡阳唐军增援，全省援军也向湘边进发。5月初旬，当唐军正预备自衡阳西撤时，我军适赶至衡阳，和吴佩孚追军发生激战。我军转战多年，骁勇无比，全军奋勇冲锋，喊杀连天，遂将吴军攻势阻遏。吴军闻我军喊杀之声是两广口音，知是生力军，也不敢恋战，纷纷后撤，衡阳才转危为安。唐生智新败之余，也收拾残部，和我军合力反攻，双方遂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相持，进入胶着状态。战事详情，于第二十二章中当再详叙。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1）
和广东方面电报往还之后，我便决定亲赴广州策动北伐。当广西各界知道我此项意图时，南宁、梧州等地均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情况极为热烈，令人感动。但是广西内部，此时对北伐计划的反应极不一致。大部分民众团体，乃至少数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对我策动北伐的努力，都持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广西统一不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我们应当与民休息。待生聚教训有相当成绩时，再图北伐，为时未晚。我则以为不然，因北伐与否，实受两种因素所支配，我们两广本身的生聚教训固属重要，北方时局的变化尤为要紧。现在我们如不趁北方军阀自行分裂向我乞援之时北伐，等待北方变乱解决，局势恢复安定，到那时再行北伐，则以彼之逸，待我之劳，绝无侥幸成功的希望。再有，广东为富庶之区，军队久驻该地未有不腐化的，我们如不趁时用兵，旷日持久，必至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因此我于5月初自南宁东下，沿途都以此义遍晓大众，然言者谆谆，而听者仍难免将信将疑。
我行抵梧州，广州方面乃派专舰来接，我遂改乘该舰东驶，于5月10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码头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政府以及党政各机关首长如谭延闿、张人杰等和各民众团体代表等都到码头之上伫立欢迎，军乐悠扬，人声鼎沸。在这欢迎行列中首先上船的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潮）和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陈雄等人。任潮和我是老友，相见甚欢。他为我一一介绍各欢迎人士。还有黄埔军校蒋校长所派的代表、时任该校教育长的方鼎英。方告诉我说，蒋校长今天太忙，未能亲自来欢迎，明日当专程来拜访云云。
在码头应酬一番之后，遂由李任潮陪同到第四军军部休息。第四军军部设在新广西会馆之内，这会馆是莫荣新督粤时所建，十分富丽堂皇。当晚便由任潮设宴洗尘，由该军各高级长官作陪。餐后我曾和任潮谈北伐大计，他极同情我的主张。只以其时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一时难于实现。因广州于3月20日曾发生中山舰事变，蒋、汪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已至白热化。加以党内左右派系之争，复有共产党依违其间，推波助澜，情势甚为恶劣。汪兆铭因自觉对党政无力控制，一怒之下，称病不视事。方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以环境恶劣，无法立足。两位均在我到穗前夕，秘密赴港。党内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我专程来粤策动北伐，显非其时。这些党内纠纷，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详。到此才知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我一旦目睹此种情况，真冷了半截。然既来之，则安之，仍须尽我最大的努力，促成此一盛举；何况我军已入湘作战，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呢。
翌日上午，蒋先生自黄埔专程来看我。他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重要，在粤军中的位置也不过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秋季，奉中山之命赴苏俄报聘考察。1924年春，苏俄派顾问协助蒋氏筹办黄埔军校，遂受任为校长。在校内励精图治，气象一新。其后得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获大批械弹的接济，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教导团，并以参谋长的地位，从事整顿粤军。那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生活浪漫，办事因循，整军大计一任蒋氏所为，于是大部分粤军的领导权，遂渐入蒋氏之手。渠乃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将所掌握的粤军彻底改造，成为其个人的军队。蒋氏并于1925年，得各友军的协助，两次东征，击破陈炯明残部。在第一次东征克复汕头时，回师消灭盘踞广州城郊勾结唐继尧的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这些都使我们远道得闻，深致敬佩。1925年9月20日晨，蒋氏凭借苏联顾问的声势，突率卫士数十人，包围其长官许崇智的住宅，逼许氏立刻离开广州。申言许氏不去，渠便无法整顿部队，待渠将部队整理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粤主持大政云云。当时我们在广西，便闻蒋氏向许氏挟持*而颇不以为然。不过我们都知道许总司令处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还这样腐化，故对蒋氏此一行动，也颇谅解他的苦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2）
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钦佩。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们也不知党中内争的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迹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籍顾问的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
所以我们此次到广州，对蒋先生极具好感，加以当时党政中枢的领导人汪兆铭已离职去国，蒋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促成北伐大计，第一须说服蒋氏才行。
蒋先生于上午来访，下午我即往黄埔回拜，并参观军校一切设备。当我自黄埔码头上岸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数千人在校门前列队欢迎。该校高级官长、教员都由蒋校长一一介绍握手。何应钦、周恩来、邓演达等，那时都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人数太多，未能一一记忆。
黄埔军校的校址原为前清广东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所在地，清末时此地也曾办过海军学堂。校舍经历年扩充，现在已能容纳数千人。校内井然有序，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唯就技术观点说，军事教育的水准却不甚理想。因为学生入学程度既不齐（有许多系老同志保送，未经考试而入学的），而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入伍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加以政治和党务课程又占据时间很多，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期中，实学不出什么来。
蒋先生亲自导我参观全校。这时第三期已结业，第四期学生正在上课。我每到一处，蒋先生都为我略事介绍，不论在操场或讲堂，值日官都喊“立正”致敬。
参观完后，蒋先生留我在校晚餐。进膳时，只有我和蒋氏两人，所以可以畅谈。首先，我便向蒋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认为北伐时机稍纵即逝，故力主从速敦促中央决定大计。我向蒋氏陈述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我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我说当今盘踞黄河、长江两流域实力最强的，首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然自1925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曹锟贿选总统的政府跟着倒台，吴佩孚仓皇由海道逃回汉皋以后，直系已一蹶不振；加以长江下游的孙传芳已企图独树一帜，对吴氏阳奉阴违，直系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唯近来吴佩孚趁张作霖、冯玉祥互争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所部，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系张作霖，挥军北上进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趁胜战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趁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氏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也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
第二，我再分析两粤的政情。我说我们两广近十年来都处在龙济光、陆荣廷等军阀统治之下，革命势力终未真正抬头。其后总理正将残局收拾，又遭陈炯明的叛变，各小军阀的割据，地方狐鼠横行，一片糜烂。近两年来，总算天兴汉室，两广统一。现在我们如不趁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之区，往日军队驻粤，不数年间便会堕落腐化，兵骄将惰，必至天然淘汰、失败消灭而后已。龙济光、莫荣新，乃至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各军的瓦解，前后如出一辙。现在我们若不趁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则若辈前车不远，足为殷鉴。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3）
第三，我又分析湘局和我们的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形势。我说我虽已策动唐生智起义，驱逐赵恒惕，唯唐氏态度颇不坚定，他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到湘桂边境声援，一面又派代表见吴佩孚，陈明去赵的苦衷，祈求吴氏谅解。其志只在做湖南的主人翁，已甚明显。至于吴氏则久已蓄意确实掌握三湘，作为侵略两粤的基地，如今师出有名，以援赵为口实，驱军南下，协助赵部叶开鑫等击破唐部于湘北。唐氏见事态严重，才请我第七军越界入湘赴援。现在我们如不借援唐之名实行北伐，唐氏一败，后患岂堪设想？更有一点，设吴氏一旦警觉，变更政略，去赵恒惕而容纳唐生智的请求，则我革命军以后欲取道湖南，问鼎中原，实非易事。所以我告诉蒋先生说，根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非即时北伐不可。我更强调，当湘乱初起之时，唐氏乞援，我之所以未向中央征求同意，便毅然决然出师援湘，就因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蹉跎之故。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所幸时机未失，战事在湘南涟水两岸进入相持状态，所以我火速来穗，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希望他能同情我的主张，促其早日实现。
当我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之时，蒋先生在一旁静听，未多发言。我反复地说了很久之后，他才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蒋氏说时，似有无限的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的冷水。
那时我到广州尚不足两天，的确不知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蒋、胡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等，也确实是很复杂，不像我们广西方面的单纯和团结。这时汪兆铭方负气而去，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的事，新自海参崴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我们广西全省军民都勒缰以待，只等中央一声号令，而中央方面对我们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
因此，我继续向蒋先生辩白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摩擦。”
我和蒋先生反复辩论很久，蒋先生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诺诺。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执拗我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1926年5月11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三
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唯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3月20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苏联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4）
我第二个拜会的中央要人便是张人杰，张氏于汪兆铭离国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并患瘫痪病，不能行动，平时总坐在扶手椅上，由佣人提挈以行。张氏口吃，并带浓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我对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张氏对我则更是恭维备至。他说：“总理去世之后，唐继尧居然用两省兵力，想来广州篡位，要不是你们在广西把他挡住，中央就糟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很觉可怕，以我们区区不足万人的基本部队来抵抗唐继尧号称十万之师，并有沈鸿英做内应，实在是以卵击石，想不到竟凭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领导有方！”张说那时他还在上海，所有同志均为我们此一战役担忧，想不到最后居然击退唐军。这种战役不特现代所无，历史上也很少见。他又继续称赞我们以少击众，统一广西，然不自居功，愿受中央领导，使两广统一，一扫旧式军人私心自用的习气，尤为难得云云。张氏的态度极为诚恳，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着，我便向张氏力陈北伐的重要。张也和蒋先生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说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我乃把我向蒋先生所说的北伐三大理由反复分析、陈述，务必请中央速定大计，否则恐有缓不济急之虞。张氏倾听良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说说看”。张氏嗣后曾回拜我两次，但那只是礼貌上的往还，对北伐并无表示。
拜访张氏之后，我便去看谭延闿和程潜。谭、程二人都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因和赵恒惕发生内讧，被逐出湘，率师来粤就食。所以他们对湖南的将领，尤其是唐生智衔恨极深。我向谭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说：“唐氏现受吴佩孚部的进攻，我已履行诺言出兵援助，唯恐独力难支，故有前电恳请中央诸公速定北伐大计，此番东下，志在促其实现。”可是谭氏对北伐并不起劲。他不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为人极端圆滑。他听我提到唐生智，只微微一笑，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言谈之间，他显然是反对援唐北伐的。
程潜却没有谭氏那样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直爽，有话即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程潜说时悻悻然，似乎对唐生智余怒犹存。
总之，这两位湘籍的军事首领都反对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诚心诚意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败。但是我说，我的第七军已在湘作战，而且胜利可期。我们革命军人应以革命前途为念，捐弃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机会。同时，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时机的不可失，详详细细地分析给他们听。我一再强调，千载良机，稍纵即逝。我希望两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张，促成此事。他二人虽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终吞吞吐吐，对北伐不表示兴趣。
嗣后，我又去访苏联顾问鲍罗廷，鲍氏方自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便无暇讨论北伐。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5）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一套理论，都很动听。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测，可能有两种：善意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力量太少，此时不能和北洋军阀抗衡于战场之上，应多多休养生息，到有把握时而后动；恶意的，他们可能因为*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在军政两方面，他们渗透的根基尚薄弱，民众运动除广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国民党势力大张，奄有全国，对彼等的工作，自属不利。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此一内幕，错综复杂，其中重大关键及转折点，实为当时全国人民甚至国民党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
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
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诚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请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6）
我二人计划既定，当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便起立发言，仍将我前向各首长游说的三大理由反复陈述，并强调我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绝不可中途而废。倘仍踌躇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方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我发言既毕，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说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况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方作战，并已节节推进。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他更自动提议说：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李氏呼吁说：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李氏这样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都为之动容。今粤军既然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借口。中央上自主席乃至文武大员，在原则上也已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我的北伐建议遂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政治会议并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至此，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到5月21日二中全会之后，军委会遂发表“时局宣言”（不用国民政府而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使我当时甚感迷惘），表示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是纵至此时，中央仍只是原则上的决定，各方筹备工作俱极滞缓。这种情形显然表示中央尚在观望，看我们入湘作战部队的战绩如何，再相机而行。我看此情形，不尽乐观，所以经常去黄埔，面促蒋先生，早日请中央定期誓师北伐。蒋先生对我的催促却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他在他的5月29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慨”云云。这都可说明他们那时是如何地踌躇不决，而抱着观望的态度，而我那时对出师北伐是何等地急切和企盼！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任潮后来曾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讧。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陈友仁此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渠系海外生长，不谙华语，和我谈话须用翻译。陈氏为人严肃而毫无官僚习气，他的极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风，极令我佩服。此外，我还见到革命*古应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我便嚎啕大哭，痛骂反革命派谋杀廖先生。她对我们在广西的统一工作和拒唐战争都称赞备至。她说：“没有你们在广西，广东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后革命任务都在你们身上了。”说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无限凄恻。
在广州时，我于一般公私事务之外，也曾留心观察广东方面党、政、军、财的一切设施。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员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5月中旬党务整理案在二中全会通过后，国共两党的权限表面上虽已逐渐划清，可以苟安一时，然前途的荆棘却正在滋长中。
当时广东六军之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该军并自办讲武堂于肇庆，培养下级干部。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至于其他各军，则自郐以下不足论矣。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原为一政客，治军非其所长。第三军即朱培德的滇军，拖曳经年，久经风霜，全军尽为云南人，补充时也以滇人为主，不拘体格年龄，加以朱培德又贪婪成性，不顾官兵死活，故作战能力甚弱。第五军李福林则系一地方主义者，久驻广州的河南，士气极低，战斗力更说不上了。第六军军长程潜虽是一名将，唯所部为地方军杂凑收编而来，成军不久，既无战斗意志，也无作战能力，打起仗来自然就弱点毕露了。
我们第七军的编制和广东方面所采的苏联军制略有出入。我们是沿用民国成立后陆军部颁布的编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以上我们暂时不设师，作战时则视实际情形设“路军指挥官”，其职位虽略同于师长，然运用则比较灵活。一位第几路军指挥官作战时可以指挥两个旅乃至几个旅，按实际需要，各团可以随指挥官之意调动，不受建制及军队系统的牵制。这些都是广东各军所不易做到的。
我第七军当时的编制分九旅十八团，另加二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另有炮兵营、工兵营，以及军校第一分校的学生队。共有战斗兵员约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余枝，山炮廿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第七军编制表和统兵长官姓名已见第十九章。
本军士兵几全部在广西招募，但也有邻省接壤县份前来投效的。至中下级军官则外省籍的亦复不少。如第七旅旅长胡宗铎便是湖北人。至于出身，旅团长中，有保定军校的，如俞作柏、夏威、吕焕炎、胡宗铎、周祖晃、尹承纲、陆受祺、李朝芳、吕梦熊等；也有广西干部学堂的，如伍廷飏；也有广西陆军速成学校以及其他各种军事学校出身的。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令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的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北伐期中，本军所过之处，当地居民的口碑都可为本军纪律严明作佐证。
但是北伐开始时，本军的饷糈却远不及其他各友军的优裕。在统一广西期中，我军因战费浩繁，有时未能按月发放薪饷。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论高低，一律发伙食费四角。各单位主官除另发少数“公费”之外，别无其他津贴。所幸我们经济公开，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怨尤。
1926年春初，白崇禧、黄绍竑曾和中央交涉两广军民两政统一问题，未得圆满结果。此次我到广州策动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结束此地方半独立状态的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因将来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然中央仍旧不愿接受。
我为奔走两广统一事宜，数度和宋子文详谈。宋氏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全省税收由他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他统筹核发。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对广西照例办理。宋部长坦白地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
我说：“宋部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啊！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央也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不应畏首畏尾。何况第七军是我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出师北伐要由地方单独筹饷，一切和其他各军有轩轾之分，也不成个体制。再者，湖南是个富庶省份，将来万一唐军长引第七军和广西为例而不让中央统一湖南，中央将何辞以对呢？”宋氏闻言为之语塞，但是他不愿接管广西财政的决心，并未因之稍改。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当时也确有其困难，他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他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之中，也批评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师大计已定，民众情绪极为热烈。蒋总司令这时正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日，他特地来问我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我说，钮永建（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次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蒋先生听了，沉默片刻，然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我说：“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蒋说：“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我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
蒋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蒋去后，我仔细分析他提议白崇禧当参谋长的用意，大约不外以下三点。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可以肩负此重任，此为蒋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与我和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如能得白氏为辅佐，在他看来，他对我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多半是白的保定军校同学，蒋可利用白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因此，白氏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蒋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饩羊”，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所以逾格擢白崇禧为参谋长，正是蒋先生厉害的地方。
后来蒋先生正式邀请白氏担任此项要职，白氏乃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地告诉他说：“我怕你干不了。”接着，我便分析蒋先生的为人，和他请白的原意所在。白氏听后，大有所悟，说：“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吧！”于是，白氏真的把蒋先生第一次的邀请辞谢了。
我到穗后不久，蒋介石校长曾告诉我说，苏联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枝，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彼自动表示将拨一部枪械接济第七军。我当即代表全军，面致谢意。旋各军均已领取了一部分苏械，独第七军犹付阙如。我数次着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向军委会洽领，都以未奉蒋总司令条谕为辞，不允发给。我觉得很诧异，何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仍不算数呢？乃借赴黄埔辞行之便，再一提枪械的事。蒋氏闻言，故作惊讶，含糊其辞。我就忍不住说：“总司令，我领了这些武器，是去打敌人啊！”蒋才说，他去查查有关部门，何以尚未拨给。照我推测，可能有人向蒋氏进言，认为第七军缴获陆、沈、唐等军队的械弹甚多，似不必再给予苏械。可是，蒋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他不该自食其言啊！后来，总算由驻粤办事处领到了苏制七七口径步枪一千枝，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二座，乃火速运往湖南前线。孰知当我们把木箱打开检验时，始发现并不如想像的满意。原来这批苏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旧武器，和本军所用的德制七九双筒步枪（亦属第一次大战后，协约国将德军解除武装，由商人私运至中国出售的）不相上下。然总算中央政府体念我第七军频年征战，不无微劳，而作首次最大的赏赐，于士气上不无鼓励的作用罢了。
这时已是6月中旬，湘中战事正捷报频传，我第七军北上部队正有待我的亲自指挥，所以我便于6月18日辞别中央各首长，离粤回桂，转赴前线指挥。广东方面闻我将去，各界曾举行盛大欢送会。中央各政要及蒋总司令率各机关团体代表，亲自送我至石围塘而别。
壮士长歌出汉关，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役现在便正式揭幕了。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1）
我于1926年6月18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呢！”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6月21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墟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目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做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促，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党，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1927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2）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广西桂林人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8.htm ） 1891-1969
党代表黄绍竑 （广西容县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487.htm ） 1895-1966
参谋长王应榆 （广东东莞虎门南栅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5730.htm#3 ）1广西贺县长1892 -1982
政治部主任麦焕章 （广西平乐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330.htm） 1889-1940
第一路军指挥官夏威 （广西容县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973.htm ） 1893—1975
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 湖北黄梅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3987.htm） 1892--1962
第一旅旅长李明瑞 （ 广西北流人http://baike.baidu.com/view/149867.htm ） 1930年加入中共参加右江起义 1896 - 1931
第一团团长陶钧 （ 湖北浠水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236271.htm ）1892～1974
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 http://baike.baidu.com/view/2090391.htm ） -1926.10
第二旅旅长夏威（兼）
第三团团长俞作豫 ( 广西北流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201.htm ) 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广州起义 1901 -1930
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 广西桂平人http://baike.baidu.com/view/5896177.htm )1892—1947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陆受祺 ( 广西容县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0643.htm )1893 -1926
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 广西上林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314.htm ) 1890—1939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 广西恭城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761.htm）1890—1951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 （ 广西平乐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873541.htm）1887--1971
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 广西临桂县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764.htm） 1891--1959
独立第一营营长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马典符
兵站分监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1916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覆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拋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7月6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3）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5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自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5月28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组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5月29日，敌军贺耀组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两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6月2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公布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6月5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7月9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赘了。
6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6月18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组、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7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7月4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汨罗江北岸待援。我军遂于7月11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7月15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汨罗江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陵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撮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地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缴械收编吗？”我们相对大笑。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与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像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轿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
长沙会议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强了信心，蒋总司令于7月9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 （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各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阀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称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7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第九、十两军于7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江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8月9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畅，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时欢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谈出什么结果。
当晚我又到白崇禧处坐谈甚久，白氏这时才详细告诉我他出任参谋长的原委。他说，最初他是坚决不干的，但是当我们前方已打得炮火连天之时，而广州总司令部还迟迟没有组织。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两军在前线孤立无援，一旦吴佩孚大军南下，岂非前功尽弃？所以他不断地向军委会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们众口一声地说，现在无人可负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除非白氏答应为参谋长，才可着手组织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蒋总司令、李任潮等不时赴颐养园白氏寓所力劝，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托不得，最后才提出折中办法，他要求将“总司令部参谋长”职衔之上加一“总”字，变成“总参谋长”，由李任潮担任此一头衔，而白氏则以“副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蒋总司令立即同意此一办法，白氏才就副总参谋长之职，着手组织总司令部。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的内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军中仍呼白氏为“参谋长”的由来。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8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实力则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二十四万。吴氏自1925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
1926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欲于潇湘之间，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饷糈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1926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烜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中央方面某一部分人士之所以有此先赣后鄂的建议，实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沈鸿英时，李济深、黄绍竑等主张以梧州为中心，而忽略上游的重要性一样的心理。同时，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此议原未可厚非，唯纯就军事观点来说，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开会时，加仑将军因见我主张攻鄂最力，且主用速战速决战术，会后闲谈，他便问我说：“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我约略对路程远近估计了一下，便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工夫，便可打到武汉。”
“噢！”加仑感到无限惊讶地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十四天呢？”
我说：“我以我军以往作战的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前进五十里。汨罗江距武昌约七百华里，所以我估计要十四天。”
加仑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十四天到不了武汉！”
我说：“那么你看要多少天呢？”
加仑说：“我看要四十天。”
我说：“绝对不要这样长的时间！”
加仑将军见我十分自信，因而说：“咱们打赌！”于是我们真的打起赌来，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因为那时的风气以喝白兰地为阔绰。我们赌定，如果在我军正式发动攻击后，二十天内打到武汉便是我赢，否则便是我输。
谁知我们后来竟以十二天的工夫打到武汉。在武昌城下，我又碰见了加仑。我笑着对他说：“加仑将军，我们只用了十二天便打到此地，你快拿酒来！”加仑也笑着指指武昌城墙说：“还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打下啊！”说得大家大笑。我们这个小小的有趣的打赌，算是变成“和局”。如今事隔三十余年，仍恍如昨日，而加仑被斯大林杀害了，现在应该是墓木已拱。我今日回忆起他的声音笑貌，对那位杰出的军事家仍有无限的悼念。
长沙会议结束后，各军遂待命出发。14日，令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的。我第七军参加检阅的部队共有两旅四团，约七千余人；第八军参加的却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第八军此时的编制和七军相仿，系按我国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8月14日是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参加检阅的两万余人，均属战胜之师，人强马壮，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旌旗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
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人数报告完毕，随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总司令自右向左，按辔徐行，各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十余匹，紧随其后。我位居第二，唐生智则紧随我后。按序列，首先便检阅第七军。我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经验虽然丰富，而操场上的连营制式教练却极为陌生，阅兵式更少举行。加以广西士兵多自龙州、百色左右江一带招募而来，该地人民身材特别瘦小。土制军服，久历风霜，颜色也已败褪，不堪入目。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我们都无暇多加注意，且未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不够壮观和整齐。第八军却不然。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极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经验虽少，操场上却训练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说来，也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殊为整齐美观。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毋须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该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地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蒋先生给我兰谱后某日，他又向我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过去。又过些时，他又问我：“帖子写好了没有？”逼得我好难为情。推托不了，我就说我不知道如何写法才好。蒋说，就照他给我的那种方式写罢。我就依样画葫芦，将蒋先生给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先生。他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着，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样。
蒋先生给我的兰谱，后来在1929年他向武汉进兵，我身陷沪上，因军中无主，致全军瓦解，连我的行李也一道遗失了。兰谱中所谓亲如兄弟、同生共死的话，转瞬间，竟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了。毋怪有深见的人会说，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啊！
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
我军在汨罗江南岸沿线部署既定，各单位乃于18日相继进入攻击位置。19日我第四、七两军乃开始进攻。我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于是日拂晓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将军山一带之敌旋即肃清，第一、二两旅遂开始强渡汨罗江。唯江中船舶已早为敌人掳去，无船可渡。所幸时值初秋，江水甚浅，深处亦仅及胸，我军官兵乃徒涉而过。当日即占领浯口市。
我军第二路第七、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万余人初尚顽抗，经我军数度冲杀后遂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我军夺获山炮二门、机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枝、俘虏六百余名。我第七军也死伤二百余人。
敌军被击败后已不堪再战，各部只是分头逃窜而已。为使其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我于19日晚即下令衔尾穷追。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战事至此已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行多系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旅次行军也很感艰难。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区原系世外桃源，向无大兵经过，纵是洪杨太平军过湘北伐时，也不曾涉足此地。所幸我军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不以为苦。加以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逃窜的敌军却适得其反。他们的官兵多半系直、鲁、豫一带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入湘系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入山，则恍如进入八阵图，不辨东西。湖南历年来受北军的祸很大，人民衔恨。每逢北军过境，居民便逃避一空。加以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著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所以我军追击北进时，左右山林内甚或后方都有敌人的溃兵四处流窜，有待肃清。更有北军重机枪三连，携带十七八挺重机枪向我投诚。我接受他们的投降后，即集合训话一番，然后编入我军战斗序列，随军北伐。但这批北军加入我军后，生活语言多感不惯。我七军官兵多说粤语，使这些北方士兵如置身异国，言语既不通，习俗也不同。这三连北军后来竟于我军在德安会战后撤退时，趁黑夜潜逃，不知去向。
我军自山区追击前进，到8月23日第一、二两路才在北港会师。敌军再退往汀泗桥一带，四军尾追不舍，乃越入我七军原定追击路线之内。七军既和四军相遇于大沙坪，四军向西北追击前进；七军遂将错就错，舍弃原定路线而向东北方向追击前进，和第四军前进路线交叉而过，因此我除派遣第一路一小部分部队仍循原路北上蒲圻，协助第四军攻击汀泗桥外，七军主力乃东进，越崇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按当时的部署，第四军原属我指挥，然自8月19日攻势发动后，我偕第七军军部前进，和第四军便无法联络。因当时军事进展极速，我们军部虽都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但因电机陈旧，随修随坏，故各军联络时时中断。我们在汨罗江以北山区追击前进时，事实上是各自为战，按既定计划和战术原则分进合击，苦打穷追，因而发生两军互易作战地区的趣事。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两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一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陈嘉谟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我军和敌激战终日，颇有死伤而并未奏效。26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益发无望。我军在桥的南端虽稍有进展，然望桥兴叹，大有天堑难飞之叹。因此，桥北守军也休息度夜，不以我军为意。这时我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自告奋勇，夤夜于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此时敌方守桥各军都在酣睡中，黄团长乃亲率该团精锐于晨光曦微中，自敌后向桥北守军作拂晓攻击。一时喊杀连天，守军自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顿时秩序大乱，夺路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其他各部遂乘势猛攻，一举而克汀泗桥。
敌人望风逃窜，我军乘势追击，28日遂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适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我第七军主力也于是时自崇阳一带赶到。因而敌我两军决定性的主力战遂在贺胜桥前展开。
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我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我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杂物炊具，杂在战斗兵行列中前进。夜深之后，我追兵已过贺胜桥数十里，敌人也已去远，我乃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因我军搏斗一昼夜，到此已疲惫不堪，亟待休息整顿。谁知我军有炊事兵数名和大队失去联络，竟挑了炊具，一夜未停，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嗣后吴军闭门守城，这几名伙夫竟被关在城里，当了四十几天的俘虏。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四、八军攻城的指挥部因为他们隶属第七军，而我第七军又已远去江西，所以要送他们回广西后方服务。这几名伙夫却不愿回去，又赶到江西前线来归队。这事一时传为军中趣谈。然也可想见贺胜桥之役，我军士气是何等的旺盛了。
武昌之围
进军江西
我军入赣部署既定，蒋总司令乃于9月10日前后，亲至南湖七军军部告诉我，并颁发命令调第七军克日入赣，将武昌围城任务交第四军接替。但此时我军饷糈、被服等接济俱由广西征发而来，现已届秋末冬初，后方接济尚未送到，行军殊有困难。我遂将此情况报告蒋氏，蒋说：“我叫俞飞鹏立刻送十万元‘五省通用券’给你暂时使用。”俞飞鹏是北伐军的兵站总监。不久，他果然送来数大箱“五省通用券”。这是我七军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面的接济。不过我当时尚不知“五省通用券”为何物，中央财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也只得暂时收下。到我军进入江西后开箱使用时，才发现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们既未使用过，人民也闻所未闻。当时物价很低，纵使人民愿意，也无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箪食壶浆，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团体都自动集合为我军兑换使用，粮饷才不虞匮乏。
我军在南湖接到命令后，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3日全军抵达大冶。过此东进便是江西边界。大冶城东郊便系一大湖沼，大军东去须乘渡船，如自湖边绕道东进，势非三五日不为功。我们不得已，乃征调船只东渡，经一昼夜不停摆渡，两万大军才抵达湖东，进驻阳新。后方兵站则驻于鄂城、黄石港和石灰窑一带长江南岸的小市镇。
箬溪、德安、王家铺之血战
当我军在桂林誓师北伐时，吕团长一日偶和同僚数人游桂林名胜风洞山。山中有一相士绰号叫“罗大仙”，据说灵验无比。吕乃请渠推算八字。“罗大仙”略一推算便告诉演新说，他命中今年是冲克之年，北方不利，如北行则“十有九死”云云。吕君素好星相之说，闻言郁郁不乐，遂对同僚说，想不参加北伐。同伴们见他神志颓丧，便劝他如不愿北伐，请调他职好了。但是演新说：“这种迷信上的事，如何能对老总说呢？”那时他们私下都称我为“老总”，而不称“军长”。
可是他最后还是来向我说了。因为我们在公虽为长官部属，在私却如兄如弟。演新为我陆小同学，又为多年袍泽，原可无话不谈，但是这次他和我提起这件迷信事来，却把我说恼了。我说：“你是个革命军人，如何迷信起来！什么罗大仙，罗小仙，敢在我们誓师北伐之时妖言惑众，动摇军心，我要把他抓起来！你请调，我绝不准。你如离职，我当军法从事。我们革命军人怎能因一句迷信的话就阻止我们去革命了呢？我如为此事准你调职，岂不是军中的大笑话？”
演新被我一顿训诫，说得哑口无言，怏怏而去。其后北伐途中，他在战场上虽骁勇如昔，然平时居恒抑郁，总有点神魂颠倒似的。此次竟在王家铺殉职。回念我强迫他参加北伐的往事，历历在目，往时迷信，今日竟成谶语。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因之不免有余痛耳。
肃清江西
王家铺血战后，我军伤亡虽大，然全军因连战皆捷，锐气正盛，稍事补充，尽可再战。因此，在敌人溃兵尤在四处放枪掩护撤退之时，我料其新遭惨败，断难向我反攻，乃电知第六军程军长，约定翌日在桂堂一晤。此时程潜奉命协助第七军作战，方驻节柘林，而桂堂则位于箬溪、柘林的中间。
不久，武汉方面我第七军后方兵站送到新兵两千余人以补充缺额。这批新兵均系未经训练的徒手兵，无战场经验，制式教练更差。所幸广西历年征战，乡民多习于战斗，平时参加民团剿匪，故对持枪作战并不太陌生，以之掺杂于老兵之间也可以作战。全军得了此次补充，实力恢复不少；加以被服、弹药源源而来，全军作战条件大为改善。
我在箬溪驻了约一个多星期，白崇禧参谋长忽自高安率兵一连携大批弹械和现款前来箬溪慰劳。阵前把晤，十分欢愉。畅谈之下，我才知赣局战事屡进屡退的梗概。因9月中旬程潜第六军进占修水，忽得探报，知敌军主力已自南昌南下樟树、高安一带布防，以抵御我军右翼的第二、三两军，省城附近极为空虚。程氏乃擅自变更原定战略的攻击目标（德安、涂家埠），衔枚兼程暗袭南昌，以期夺得攻克江西省会的首功，而置第七军于不顾。
程氏于9月19日亲率第六军和王柏龄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直取南昌，入据省垣。前线敌军总司令邓如琢闻报，即由丰城回师反攻；南浔路的敌军郑俊彦部也驰赴增援夹击。程潜知孤军难守，乃弃城向南撤退。在南昌城南郊莲塘市一带为敌军重重包围，程军长剪掉胡须，易上便服，夺路逃生，全军溃不成军。白崇禧说程潜当时狼狈的情形，恰似“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弃袍”而逃。而此次败仗中最荒唐的要算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王氏性好渔色，占领南昌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天下事大定矣，潜入妓寮寻欢。孰知敌军骤至，该师因军中无主，于牛行车站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仓皇乱窜。王柏龄脱险后，自知军法难容，匿迹后方，不敢露面，遂被宣告“失踪”。直至我军底定南京，王氏才于上海露面。
嗣后我军歼灭谢部主力于箬溪，并攻克德安，适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一胜仗，总司令部接获捷报，才由蒋总司令在高安亲自指挥，再度向南昌反攻。10月11日，第二、三两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对南昌合围。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10月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据白崇禧说，渠当时极不赞成围攻南昌，因武昌的攻城战，殷鉴不远。无奈蒋总司令个性倔强，坚主爬城硬攻。白氏知无可挽回，乃密令工兵于赣江上游搭浮桥两座，以便军运。
是夜正当我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连天，秩序大乱。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蒋、白二人虽均在前线，但黑夜之中指挥困难，情势危急。蒋氏数度执白氏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氏此时尚能镇定，遂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第一浮桥迅即挤满溃兵，乃派兵沿途通知撤退部队长官，告以上游另有一桥可渡，军心始定。大军卒于黑夜安全退往赣江西岸。全军虽败而损失不大，还算侥幸。
当程潜、王俊各率所部抵涂时，适南昌方面孙军主力正南下向我军反扑，我军几被包围，情势危急。总司令乃急调第六军南下救援。程潜以所部损失甚大，本人又患疟疾，乃商请白崇禧参谋长率第六军的四团往援。白氏以第七军为渠素来所指挥，作战可以得心应手，乃商之于我，调第七军的第一、二两团同往，赴援南昌。至王俊的第一师和七军的第七旅则向吴城追击。
6日午后到达南昌郊外时，敌已先行撤去，我军遂克复南昌。同时第七军亦克吴城。吴城三面环水，敌人无路可逃，除少数乘船漏网外，全数缴械。其第四旅旅长崔景贵以下官佐十余人俱被俘虏。
九江、南昌相继克复之前，孙传芳知大势无可挽回，已先行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则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退。白崇禧奉命追击。7日到达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不能渡，遂悉数被俘。是役白崇禧俘获孙部军长杨赓和、梁鸿恩等以下官兵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三万余枝，及其他器械、弹药不计其数。江西之敌至是遂完全肃清。
页:
[1]